制造业升级赛

竞争与借鉴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纷纷重新强调制造业，美国发布《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制造业创新网络计划》，德国发布《工业4.0》，日本在《2014制造业白皮书》中提出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英国发布《英国制造2050》。 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在2014年9月提出“印度制造”。

　　这反映了各国重新认识到制造业在提高生产率、提升创新方面的核心作用，波士顿咨询公司全球主席博克纳（Hans-Paul Bürkner）对财新记者表示，过去几十年中，随着一国居民收入的攀升，消费者对于各类服务的消费占比提高，服务业成为了比制造业更为重要的GDP和就业来源。

　　但是，在危机后，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趋势性下滑，发达经济体以及印度等产业跳跃式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意识到，在提高生产率、提升创新、推升贸易方面，制造业的作用仍然比服务业更为显著。

　　目前，制造业向发达国家的“回流”和向发展中国家的“分流”已经开始。工信部在解读文件中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制造业面临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双重挤压、低成本优势快速递减和新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两难局面。不过，多数接受财新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并不会轻易为发展中国家撼动。

　　艾家瑞指出，东南亚国家劳动力成本低，但是，其制造部门的生产率非常低。越南、印尼的劳动力成本分别为每天7美元和9美元，中国为每天28美元，但是，越南制造业的人均产出仅为中国的7%。一旦东南亚国家的生产率提高，也会面临和中国类似的工资快速上涨、竞争力下降的局面，尤其考虑到它们劳动力总数远远小于中国。缺乏类似中国的完整生产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意味着向东南亚的转移仍将强化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工厂”模式。

　　2014年9月，莫迪政府提出“印度制造”，鼓励印度和外国企业到印度投资生产。为此，印度政府提出25个关键产业，除太空、国防等三个行业，其他22个行业100%地开放外商直接投资。

　　今年1月到4月间，已有三星、日立、华为、空客等国际知名企业先后宣布通过设厂、扩产、设立研发中心等方式参与“印度制造”。在5月中旬访华期间，印度总理莫迪亦向马云等中国企业家推销投资印度的好处。

　　不过，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在5月28日再次对“印度制造”表达了稍显“出位”的看法：仅仅因为制造业对中国的腾飞起到不错的效果，就将鼓励制造业作为国策，“我持保留意见”。“印度与中国不同，时代也不同了”，当前全球增速较低，外部需求和贸易活动疲弱。

　　他继续指出，印度的劳动力市场监管不利于雇员数量多、具有规模效应的企业，道路和电力等基础设施仍然匮乏，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仍然较低，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改善，印度制造业才有一个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文化上，“很多印度人不希望走中国的路——先做玩具、运动鞋，而是想先做芯片，”利嘉伟表示，“但高端制造业哪有那么容易？”

　　目前，印度制造业占比GDP仅为15%，甚至低于印尼的24%。

　　中国向中高端制造转型则面临极为激烈的竞争，来自美国的竞争首当其冲。奥巴马政府在危机后提出一系列发展制造业动议。2010年初以来，美国制造业的增速为总体经济增速的近两倍。

　　2013年7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NEC）时任主任Gene Sperling 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指出，制造业尽管产出仅占美国GDP的12%，但是却占美国出口额的50%，研发性质就业的60%，私人部门研发投入的70%，专利总数的90%。

　　他据此回应对奥巴马政府将制造业作为政策优先的质疑：关于制造业政策的讨论应该有范式变换：从传统的“产业政策”视角转向“创新溢出”视角、从（创造就业越来越少的）大工厂模式转向（整合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产业链模式。

　　2013年，奥巴马政府提出设立国家制造业创新网络（NMMI），并在该财年预算中安排10亿美元，用以帮助设立15个区域性制造业创新中心。

　　2014年7月，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总统制造业政策特别顾问Jason Miller再次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着重阐释截至当时已启动的四个制造业创新中心的设立机制。

　　他以聚焦3D打印、坐落于俄亥俄州Youngstown的首个创新中心为例表示，联邦政府负责组织竞标，企业和研究机构自主配队组成的12支队伍参与了竞标，获胜的队伍获得联邦政府的资金，负责建立该中心。

　　他表示，“从联邦政府的角度来说，并没有预先选取该中心的地点，”而只是在一开始宣布要设立一个聚焦3D打印的创新中心，在由专业和业界人士组成的评估团对各团队及其计划书的评估后，该中心最终“花落”以俄亥俄Youngstown为大本营的那支队伍。

　　他透露，其实共有超过40支队伍参与了最初的四个中心的竞标，最后胜出的四支队伍共囊括超过100家企业、逾40所大学以及一些社区大学。“一些大型企业参与了不同的队伍；即使是对于那些最终没有中标的队伍，也起到了建立潜在伙伴关系的作用。”

　　这一机制的成效还有待时间检验，但是根据BCG的一项调查，54%的制造业企业高管已在考虑将生产活动从中国带回美国，这一数字高出2年前17个百分点。这份报告还指出，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的成本优势已由2004年的14%下降到2014年的4%。

　　相对美国，德国制造业的总体竞争力更强，占该国就业的20%，GDP的22%，出口的82%。根据布鲁金斯学会数据，德国制造业研发投入中企业投入占比为86%，高于美国的68%。

　　2014年11月，布鲁金斯学会组织了40位美国政产学研界领袖赴德国考察。考察报告指出，德国对于大中小型制造企业的支持体系更为平衡，且有一套激励机制更为完善的公共私人部门协作体系。

　　在德国的创新生态体系中，公共部门资金更多支持基础研究，私人部门资金则主要支持应用研究。在各类研发机构中，最为特别的是由67个研究所组成的弗朗霍夫协会（Fraunhofer Society），该体系70%的资金来自企业或政府外包给它的研发项目收入，政府只提供一小部分资金。

　　许多研发人力和技术资源有限却希望创新提质的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将创新研发工作承包给这些研究所，这份报告称，该协会下位于各地的研究所，与当地的企业和其他研发机构一起，帮助德国形成了具差异性的区域产业集聚。此外，德国地方政府还为中小企业提供“创新券”，让企业可以自主选择研究机构来帮它们完成研发。这一做法保证政府的支持资金被用于研发，而非其他经营活动。

　　2015年初开始，北京、上海等地已开始尝试发放科技创新券。不过，前述研究人士表示，中国研究机构的研发供给能力和企业的研发需求还是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培养起来，也需要磨合。

　　美、德等制造强国相对完善的机制体系和政策努力对于中国制造“当然有不小的压力”，利嘉伟认为，但这也是帮助中国制造提升的动力，“有一些竞争，才能逼出一个更强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