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升级赛

　　今年5月19日，海内外广为期待的《中国制造2025》（下称《制造》）公布，这是中国实施制造强国“三步走”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过去25年，中国制造业产值从1990年占全球3%飞速攀升至目前的近四分之一，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制造》牵头制定部门工信部在其解读中表示，未来十年，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着力点不在于追求更高的增速，而是要按照“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总体要求，着力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这本来只是工程院院士的一个报告，后来一下提升起来了，相当于是中国对世界的一个（关于制造业的）宣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对财新记者表示。

　　这一戏剧性变化有着深厚的背景。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发达经济体纷纷重新重视制造业，提出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优化制造业政策；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将制造业视为下一步发展的重要抓手。

　　在当前的“互联网+”“工业4.0”热下，中国政府和全行业应该对制造业发展面临的现实挑战和体制机制有一番冷思考。审视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政策及发展机制，中国制造的强国之路不仅需要政府的驱动，也需要企业、研发机构等主体的“平行努力”。

动议与争议

　　《制造》着重提出绿色制造、制造业服务化延展等中国制造的新发展方向，也强调了中国制造业的传统议题——代表“工业4.0”发展方向的两化融合（信息化与工业化）和强化工业基础能力。不过，政策面最值得关注的，则是设立制造业创新中心、推动十大重点领域这两项在修订过程中引起一定争议的动议。

　　制造业创新中心工程被列为《制造》提出的五大工程之首。《制造》称，为完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要采取政府与社会合作的模式形成一批制造业创新中心（工业技术研究基地），开展关键共性技术研究。

　　负责起草《制造》草案的工信部规划司副司长李北光解释称，关键共性技术的缺失，是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强国迈进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需要从模仿组装全面转向自主创新，“跟对手已经越来越接近，没有什么可模仿的了，所以，重构关键共性技术研究体系是我们必过之坎。”

　　不过，一位参与《制造》征求意见讨论的研究人士向财新记者透露，今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还在争论，是否应该由政府出面建创新中心：很多人认为，政府还是应该着力创造环境，没有必要自己建平台；也有人认为建平台还是很重要的，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都在建类似的平台。

　　这位研究人士指出，美国的创新平台并不是政府直接出面建设的，而是政府提供一些资金和支持，由企业和研发机构唱主角。

　　《制造》提出，到2020年，重点形成15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力争到2025年形成40家左右制造业创新中心。李北光透露，国家层面，今年可能会开展一到两家的试点，这些中心“不是我们给它编制、给事业经费”，而是一种市场化运作的新形式，如利用产业联盟的形式。

　　政府应该把国内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已有的创新机构纳入国家的创新体系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特别顾问朱森第在接受工信部部属媒体采访时表示。他曾到制造企业徐工集团调研，针对徐工投入逾10亿建的多家研究所表示，“这十几个所把原来机械部所属的好几个所干的事都干了。”政府应该提出一些政策引导，让各行各业的企业都有积极性做这个事。

　　着重面向共性技术是中国创新中心和美国的一点不同。赵昌文表示，美国的创新中心并不是针对共性技术，而是面向整个行业（如3D打印）。在他看来，共性技术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确实重要，这一块也是中国发展高端装备等的短板；但是，对于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汽车，共性技术并非主要障碍，这一类型产业的突破，还是得让市场百花齐放才可能。

　　此次《制造》最受市场及投资者关注的，是提出将大力推动十大重点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高性能医疗器械等。李北光透露，下一步，工信部将会同工程院针对十大领域制定创新发展的绿皮书，给企业一些引导，比如，哪些是最先进的技术，通过什么路径来实现；目标是什么。绿皮书会两年一编订，根据技术不断演进滚动发布。相对五年规划，这样的技术引导更实时，麦肯锡大中华区运营咨询业务负责人艾家瑞(Karel Eloot)对财新记者表示，不断调整绿皮书有助于跟上新兴产业发展极快的现实。

　　不过，前述研究人士透露，选取十大领域也是“讨论时争议非常大的”。这些领域主要由100位院士圈定，但是，对于技术不断更新的新兴产业领域，“哪怕是1000位院士，也很难保证对于未来技术创新路线的准确预测。”

　　“这里面很多东西（十大领域每个领域的范围）讲得非常细了。”他表示，重点领域的技术创新路线图往往都是基于过去的技术和经验制定的，“能否有效指导未来，很难说”。

　　在赵昌文看来，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一些关键领域，比如ICT（信息、通信技术），确实需要顶层设计，然而，是不是十大领域都要通过这种形式指导技术创新和发展？“我觉得更多地还是应该提出需求，比如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而不是去制定技术路线。美国军工部门就是通过从民营部门采购，为企业创造需求，引导市场自己想办法完成技术跨越。”

　　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合伙人、工业品行业的领导人利嘉伟看来，与欧美的市场环境不同，中国的各类规划、引导还是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多数企业都在摸索此后5-10年的政府政策导向，所以，哪怕是引导性的，还是可能影响市场的决策。

　　在赵昌文看来，争议说到底还是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绝大多数制造业领域的创新升级恐怕还是应该由政府创造环境，让企业有积极性百花齐放。

　　不过，前述研究人士认为，短时间内，政府还是需要扮演一些产业引导的角色。因为中国缺乏类似国外的产业联盟，此类机构能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积极性和力量，提供标准、前沿技术信息等产业公共品（industrial commons），力促产业的不断升级。中国的行业协会则多少还是附属于政府部委，更多承担统计、政府指导职能，且此类机构的改革方向“目前还不明朗”。

　　“所以，政府只能是在把握平衡的同时，尽快谋求转型。” 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