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未来

　　管治

　　沉默和否认，这两者毫不相干却又交织在一起。在思索这两者可能存在的关联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困扰着我：可持续性意味着公平、公正和节制，为什么我们对于可持续生活方式必要性的认知，没能赶上我们科技革新的步伐呢？

　　综观整个20世纪，人类通过各种非凡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对自然与日俱增的掌控力。然而，我们失败的地方，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在于我们对创新发明的管治能力。我们的发明总能快人一步，但我们对其影响的监管能力却极其滞后。最为典型的是，我们总是等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才会有所作为，就像人们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一样。我们还没有找到能使技术和金融创新，与制定相应的限制和规则同步进行的方法，而这些苛刻的限制和规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的不断演进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麻烦。今时今日，亚洲有超过22亿的人能用上移动电话—远比他们能用上洁净饮用水和厕所的机会还要高得多。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技术和基本需求可获得性之间的差距，还得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曼谷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些朋友住在湄南河岸边，他们家里都买了电视和录像机，平时他们把湄南河当成下水道，把生活污水都倒进河里，但同时他们也用这些被污染了的河水清洗物品，甚至洗澡。此后，连住在贫民窟的穷人甚至都能用上手机，但他们还是一如往常地往河里倾倒垃圾和废弃物。在亚洲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类似的景象，例如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但令我不解的是，在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都已经是白菜价的年代，为什么厕所反倒成了奢侈品？为什么那些头脑极为出众的才俊宁愿帮企业制造更多的电子玩物、帮银行不停地修改资产负债表，也不愿为塑造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管治方针出一份力？在书中，我探究了这些问题的缘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由经济体系决定的，而经济体系又是由一个绝大部分为西方机构的“精英”集体决定的，要想得到激励和嘉奖，必须要创造更多符合和满足这个集团所需要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