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奇迹与难题

　　沈联涛

　　1993年世界银行发表《东亚奇迹》，解释为何东亚经济增长能够脱离华盛顿共识强调的范式，即极有限政府干预情况下的市场主导经济发展模式。该报告确认亚洲的成就仍来源于其基本方向的正确，但也不得不承认，系统性的政府干预沿着不同的渠道或机制促进了发展。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失去了昔日的光泽。新制度经济学则获得了巨大发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不足——忽略了制度在管理变革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资源配置和社会选择方面的核心重要性。

　　前苏联的解体让新制度经济的支持者找到证据进而笃信制度的重要性。而中国经济以政府高度管制体系为基础实现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让人们不得不修正对自己的认知。人口结构的变迁、颠覆性技术的发展、失业率的抬头以及气候变化问题，经济学家开始重新思考政府作为经济管理者、风险吸收者、监管者、战略投资者乃至社会工程师的定位。

　　威廉姆森将制度研究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指内嵌于各种习俗、传统、规范和宗教的非正式制度，第二层级是指各种诸如产权、政体、司法、官僚体制等正式制度，第三层级是治理结构以及本着节约交易成本目的对治理结构的调整，第四层级是指通过分散决策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制度。

　　内嵌的非正式规则、规范和信念的变迁极度缓慢，这极大地阻止了许多新兴经济体突破发展进入以知识为基础的更发达状态。

　　福山将政治制度分成三种类别：国家、法治、问责政府，后两种对国家形成约束防止其沦为暴政。世袭制是阻碍法治和问责政府发展的祸根，阻止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向民主化、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演变。

　　当今一个广泛的争论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是否已经被过度的金融化所俘获。由此又引发了一个新问题：政府是应该管制住金融，防止其彻底摧毁精英阶层呢，还是简单地将收入差距和金融储蓄视作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呢？

　　这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历史表明，如果不平等持续下去，可能会造成社会骚乱乃至革命等社会成本极高的后果。当前社会辩论中一个令人惊讶的部分，不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是否成功了，而是至今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发生了改变。这意味着，某种制度一旦建立，总是“有粘性地”保护现状。

　　在应用新制度经济学框架分析亚洲增长时，有两条研究线索特别值得重视。

　　第一条线索是关于政治和历史方面的问题，亚洲的政治体系在演化过程中为何偏离了法治的道路。以前作为英国殖民地，亚洲不少国家承继了普通法，并建立了相互制衡的制度框架，但今天不少国家的制度开始深深地腐烂，难以阻止腐败和世袭制的扩张膨胀。像中国等其他经济体则正尝试在一党主导的政治体制下，通过强化制度框架来实现法治。

　　诺贝尔奖得主诺斯认为，竞争是驱动不同制度沿着适应性效率方向演进的关键因素。通过测度各类要素和产品市场的交易成本，可发现导致无效率和准入壁垒，进而难以获得更高绩效的成因。通过对全球和国内供应链的交易成本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寻租行为和政策扭曲阻止了竞争性市场的发展。

　　通过研究非正式的制度、行为和规范，将使得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亚洲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在管理增长和发展绩效方面面临的种种挑战。许多新兴经济体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对国际最佳实践缺乏理解，而在于这些实践与当地的传统社会关系和实践的冲突，特别是后者往往嵌入了反对变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巨大势力。■

　　作者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