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的未来

钱德兰·奈尔|文

　　从现在到2050年，世界人口预计将从67亿上升到90亿，同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

　　——托马斯·弗里德曼

　　大约20年前，我发现自己在各种企业和论坛作演讲时会越来越多地提到环境问题。它与各种社会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政治问题之间的联系是大家反复讨论的话题。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日渐被一个问题所吸引—如果亚洲继续沿着西方的道路发展，结果到底会怎样？尤其是对于如此广大而又特殊的地区而言，如果每个国家都把消费驱动型社会当成自己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那将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我对此非常着迷。

　　我常常会调整自己的观点，在许多问题上生怕自己会被指责不具备发言权。但随着演讲机会的增多，我对自己许多尚不成熟的想法进行的检验也越来越多，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是如何接受我的想法的。

　　我发现有一部分听众，特别是企业领袖和政策制定者，他们似乎对我所提出的认为目前的发展轨迹不具可持续性的观点感到不安。但也有一些听众会表现出广泛接受的态度，尽管有更多支持性的评论是在会后私下提出来的。

　　我感到很好奇。到底是哪些位高权重的人士可以决定哪些话题可以接受，哪些观点可以表达？我还能表达更多意见吗？

　　当然，随着越来越多论坛的召开，我表达观点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这些论坛所讨论的许多议题都是我所熟悉的，因为我在相关领域从事了很长时间的实践研究，做过首席执行官，做过环境咨询师，管理的项目遍布亚洲—从中国和印度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越南。

　　为了不冒犯别人，我竭尽所能做到礼貌和谦卑，尽管如此，我还是经常被无端地指责为消极悲观分子。对此我实在难以接受，因为事实上长期以来，我都认为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

　　有一次在瑞典的一个论坛上，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对我说，我其实是个煽动者。尽管这只是友好的调侃，但我能察觉出，虽然他同意我大部分的话，就像很多联合国官员一样，可他还是担心我可能已经触碰到一些潜协议。因为我所抛出的挑战，让包括企业领袖、政治家、学者等在内的听众都始料未及。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区域经济峰会上，我的言论使我显然被归为了“环境学家”一派。我谈到了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的问题，对投资增长造就繁荣、环境也会受到繁荣回馈这些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对此，很多人表示赞赏，但同时也认为我是杞人忧天；环境不会变得像我所说的那么不堪，因为在那之前，企业便会承担起责任。

　　15年过去了，香港的污染越来越严重，与它的邻居广东成了一对难兄难弟，会议的议题也变得更加宽泛—从探讨如何与环境更好地相处，到关注全球气候变化。

　　然而， 2008年在美国召开的一次讨论会却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复。尽管与会人员大多为自由群体，但我对于美国人应当重视全球变暖问题并应该采取行动的建议，却并未得到广泛接受。显然，即便只是传播消费可控的言论—例如建议将车辆拥有量限制为每个家庭一部、引进碳关税，或者哪怕只是少吃点儿—都等于干涉了美国内政。

　　尽管如此，随着气候变化逐渐进入各国的政治议程，逐渐成为主流议题，我发现自己的言论遭到的直接抵触变少了。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日隆，同时越来越多的论坛也为许多鼓舞人心的演讲者提供了更多的空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向听众宣传生态居民的责任，让他们“改变自己”。领导力依旧，但只有在它注意到有新的社会网络能够动员民众采取行动的时候才会发挥作用。“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取代了技术革新，消费者变得更道德，而企业被强烈要求减少环境足迹，因为“逐绿”意味着省钱—同时还有益于世界，有益于消费者，有益于它们自己和它们的股东。

　　不管怎么样，至少问题正逐渐得到重视。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地—有点儿太慢了—开始改变。2009年7月，我在巴厘岛进行了一次演讲，演讲的对象是一家全球老字号私人财富银行的客户。演讲中我重点谈到了消费导向型增长给亚洲带来的难题。他们表现出来的兴趣让我颇感意外，有些人甚至对我只是随口而说的话表示接受，例如“珠光宝气已过时”、“少就是多”以及要限制消费等。听众当中有一位全球领先的出版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我本来期待能与他单独共进晚餐，但听完他的一些建议后，我觉得应该先把自己的演讲延伸一下并写下来。你们现在读到的正是我们谈话的成果。

　　既不东，也不西

　　各位需要花一些时间去了解这本书的结构。该书的核心部分是讨论作为一股经济力量而重新崛起的亚洲，及其给自身和世界造成的困境。但在我与一些朋友分享了一些暂定的纲要之后，他们常常提醒我，要确保我所说的话不会被视为反西方言论而遭到攻击或排挤。

　　坦白说，这种告诫让我感到困扰。为什么他们一方面赞同我去传播自己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有必要提醒我警惕那些世俗精英们的反应呢？呼吁人们去关注这些显而易见的问题难道真有那么危险吗？要知道，中国和印度有不少主要的国际性刊物，几乎每天都会在其社评专栏刊登相关评论文章，而批评其他亚洲国家运作的文章同样随处可见。

　　不管怎样，我觉得还是需要澄清一下，这本书的目的绝不是为了攻击西方。它既不是说西方如何让事情变糟，也不是说亚洲怎么能让情况变好。当然更不是为了宣扬什么“亚洲时代”的来临，西方必须接受新的游戏规则等等诸如此类的观点。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其中不乏亚洲人，都纷纷加入到这种言论阵营当中。在我看来，这些言论的观点都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说这本书确实有某种攻击性，我想大多是针对亚洲目前所采取的发展道路。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许多做法对亚洲各国而言有百害而无一利，但各国领导者们在对待自然的决策上依然缺乏反思。

　　但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欢迎一些新规则的。这并不是说西方国家缺乏责任感。在欧洲和美国，有许多人都批评政府，指责它们未能通过实际行动兑现那些辞藻华丽的诺言，不论是提供发展援助、改善气候变化，还是进行全球化的军事行动。许多这样那样的压力并没有得到缓解，尽管后果可能没那么快到来。但西方国家该如何去做，并不是我要讨论的中心。相反，亚洲社会必须做什么，最关键的是亚洲政府必须做什么，才是本书关注的焦点。

　　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亚洲必须作出改变，同时我也越来越不解，为什么那么多亚洲企业的领导者几乎从来不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和管理倒退等问题提出任何看法。他们当中有相当多的人，在公认的世界顶尖大学和商学院中接受过教育，为什么他们要选择保持缄默？难道他们真的是忙到连稍微思考一下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吗？还是说，他们真的觉得其实没有任何问题？真的觉得什么代价都只是短期的，繁荣最终还是会逐步实现的？

　　于是我开始猜测，他们也许只是太害怕而不敢说出来，害怕说出来后，不知道他们的企业或商业伙伴会如何看待自己。我尝试着逐渐深入地去了解他们，常常去听他们的“绿色演讲”。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确信，尽管他们都有着强大的实力，他们还是会害怕面对理直气壮的理性，但在私下除外。我怀疑，对于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保持沉默的原因只是不愿意越线。不管有什么矛盾，这个体制毕竟还是给他们带来过不少福音。拿供应链管理来说，它能帮助企业以便捷的方式将一些有害的外部因素（例如污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去。哈佛商学院模式的供应链管理，在国际上极具专业认可度，作为多国委员会的亚洲代表，如果能把自己提升至这种专业水平，那将会得到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这么说来，质疑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事实上，还有一些别的因素在起作用。我注意到许多世界级的精英商学院（绝大多数在美国），开始用越来越多的方式去塑造亚洲学生的思维。在我看来，这些年轻人包括一些最优秀的学生，他们并没能在这些学校里学到那些能让他们变得更好、更富有责任心，能够为自己祖国所遇到的问题出一份力的实用技能，学校更多的只是传授意识形态。

　　在这些学校的教学当中，丝毫没有提及人们应该如何在对地球施以限制和约束下进行管理和创新。相反，这些学生被教导的是，依靠自由市场的帮助，消费驱动型经济已经成为实现繁荣的最佳手段。政府也在其中起一定作用，但主要是充当为消费驱动型经济扫清障碍的角色。而民主的加入更是为其锦上添花，西方世界不仅成功地推进了文明进程，达到了幸福和科学成就的新高度，同时还—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观察到的—来到了历史的终点。

　　一般来说，这样的自恃几乎不可避免地会跌跟头。然而，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人们对它竟然还保持着相当的自信，这着实让我感到诧异。我在一所工商管理学院任教，学生大多数来自亚洲，也有一部分来自欧美国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接受过西方教育。然而让我感到吃惊的是，极少数人会对作为他们工作和生活基础的种种假设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这完全没有必要。即使在今天，尽管他们的祖国在经济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中大部分人仍然会贬低自己的出身，并把自己的远大抱负选定为进入投资银行或跨国企业。他们其实很聪明，非常聪明，但在心智上却很不成熟。

　　管治

　　沉默和否认，这两者毫不相干却又交织在一起。在思索这两者可能存在的关联的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困扰着我：可持续性意味着公平、公正和节制，为什么我们对于可持续生活方式必要性的认知，没能赶上我们科技革新的步伐呢？

　　综观整个20世纪，人类通过各种非凡的方式，证明了自己对自然与日俱增的掌控力。然而，我们失败的地方，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地方，在于我们对创新发明的管治能力。我们的发明总能快人一步，但我们对其影响的监管能力却极其滞后。最为典型的是，我们总是等事态已经无法挽回才会有所作为，就像人们对墨西哥湾漏油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束手无策一样。我们还没有找到能使技术和金融创新，与制定相应的限制和规则同步进行的方法，而这些苛刻的限制和规则，对我们的生活来说又是至关重要的。

　　技术的不断演进也会带来另外一个麻烦。今时今日，亚洲有超过22亿的人能用上移动电话—远比他们能用上洁净饮用水和厕所的机会还要高得多。我第一次注意到这种技术和基本需求可获得性之间的差距，还得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曼谷工作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些朋友住在湄南河岸边，他们家里都买了电视和录像机，平时他们把湄南河当成下水道，把生活污水都倒进河里，但同时他们也用这些被污染了的河水清洗物品，甚至洗澡。此后，连住在贫民窟的穷人甚至都能用上手机，但他们还是一如往常地往河里倾倒垃圾和废弃物。在亚洲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类似的景象，例如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但令我不解的是，在这个手机和电子产品都已经是白菜价的年代，为什么厕所反倒成了奢侈品？为什么那些头脑极为出众的才俊宁愿帮企业制造更多的电子玩物、帮银行不停地修改资产负债表，也不愿为塑造决定我们共同未来的管治方针出一份力？在书中，我探究了这些问题的缘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由经济体系决定的，而经济体系又是由一个绝大部分为西方机构的“精英”集体决定的，要想得到激励和嘉奖，必须要创造更多符合和满足这个集团所需要的增长。

　　新价值观

　　为了更好地提出建议，我试着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对亚洲价值观的讨论。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提到也不认为，亚洲的政府或文化要比其他地方的更适合解决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各种挑战。但是，我确实在书中提到了一个观点，即亚洲的人口规模比世界其他地区的更为庞大，因此它更有必要把事情做好。因而，这本书主要是关于亚洲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所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的。

　　本书试图阐明该地区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进而延伸到对其他各种世界性问题的讨论。目前许多全球性的讨论都是由西方评论家、政治家和商业领袖们主导的，我非常重视这些讨论，但同时也感到遗憾。现在迫切需要亚洲的视角（还有拉美、中东及非洲地区的）。

　　对于消费驱动型经济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诉求。消费驱动型经济的一个优势，是它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鉴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及面对的严峻现实，亚洲现在或许正是能够将消费驱动型经济从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的最佳人选。

　　本书并不是讲气候变化的，当然，更不是一本传播末日论的书。但这本书确实是关于灾难的，里面所提到的一些残酷的现实有的已经发生。如果这个世界尤其是亚洲，继续按照目前的道路前进，伴随而来的将是更多的灾难。这些灾难中的绝大多数将会给环境带来深远而剧烈的影响，或使农业减产，农民盲目流入城市，食不果腹；或使森林灭绝，居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继。

　　也许，前面等着我们的，是更凄惨的命运。我展现这些可预见的可怕后果，并不是为了传播恐惧。更确切地说，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唤醒亚洲，让其放弃对实现消费驱动型社会的追求，而去追求另外一个目标：营造一个能够为子孙后代所承传的环境，一个雨林葱郁、万物共生、资源富足的环境，一个海水净透、鱼群畅游的环境，一个宜居宜人的环境，当然，还是一个没有气候乱象的环境。我希望这本书能使读者认识到，如果不对我们的消费标准作出重大改变，气候变化的难题将不会发生有意义的转机。

　　当然，气候变化在书中有着很重的分量，但其中心意义在于呼吁人们拥护更可持续发展的生活。因此，这也是一本关于如何实现改变的书，主要针对亚洲，也许范围更广。要想实现这些改变，就要对许多思想和概念进行质疑和重新定义。金融危机开了个好头，它使许多西方民众意识到，几十年来指引着自己国家的许多核心理念是有问题的，而现在正是对它们进行质疑、进行思考的时候。亚洲同胞们也必须这么做。

　　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也是关键的第一步，就是要拒绝消费驱动型增长。但仅仅拒绝还不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以及政治行动：我们该如何定义增长和财富创造，我们能做什么，能拥有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质问种种所谓的美好设想，是否每个人都要去追求私家车？是否每个人都希望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生活和工作？是否每个人都要去消费从世界各个角落运来的食物和商品？我们必须这么问，才有可能找到新的思想。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政治任务，这些改变需要政治行动来决定其明确的方向，来获取支持和克服阻力。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对这一点进行深入的讨论，这也意味着本书实质上是一本政治学著作，是一本关于人们该如何为自己和他人所生活的社会制定规则的政治书籍。

　　没有万应灵药

　　每当我寻求别人对我自己想法的反馈时，我常常会被告诫，如果仅仅只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方法，那等于是在欺骗读者。我把这句话牢记于心，而在这本书里我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可供政府参考遵循，或许有所裨益。但是，它无法提供万应灵药。这本书拒绝接受受市场摆布的技术和金融的庇护，也不指望它们能把我们带出迷途。要解决问题远没那么简单。但除了不断地质疑，这本书也试图跳出那些自我感觉尚佳的所谓良策，努力寻求前进的方向，并希望人们能借此意识到必须要作出一些艰难的决定。

　　有许多决定需要我们接受一个前提，即改变并不能带来全面共赢。没错，改变会让人获益，但也会让人沦为输家—很有可能是那些在现有体制下获益最多的人。与这些既得利益集团作斗争需要有坚强的毅力以及—自由市场愚忠者们最深恶痛绝的—坚定的立场。

　　地球正变得越来越拥挤，如果说这个情况难以改变，那我们就需要好好解析人们的所作所为。一个独立并强有力的媒体同样能提供很好的帮助，因为它能激发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但如果让我选择优先项，那将会是制定和强制实施我们社会所需的法律法规的人。因此，这本书总体上针对的是政府官员和政策制定者。他们必须要制定议程，赢得广泛支持，并且要推进变革。

　　然而，政策成功只有得到广泛的公众支持才能实现。正因为如此，我一直希望写一本能够为尽可能多的人所接受的书。我希望读者里面能有许多商界人士，希望他们当中有些人或许愿意由衷地重视诸如“创造性毁灭”、“创新”、“变革推动者”和“风险”等老生常谈的话题。如果处理得当，这些人将能够重塑人们的生活方式。现在几乎所有企业都在谈论“解放思想”的必要性。我期待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能够看到他们有所作为。

　　定义

　　这本书中的很多概念归纳得有点儿笼统，我对此感到很抱歉，同时希望读者在对本书一些难免的缺点和矛盾之处作批评前，能够先考虑一下，是否有更重要的问题需要花时间关注。

　　本书中提到的亚洲，一般是指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在此列，中亚国家也并未包含在内。我也经常会将日本归进去，但并非每次都会这么做，这个问题我留给读者去判断。我所讨论的国家大多是指发展中国家，那些与欧洲甚至美国比较接近的部分东亚富裕国家都会被略去，还略去缅甸和阿富汗。

　　每当用到“亚洲”一词时，我都会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么简单地将如此庞大而多样的国家群体笼统地归纳成一个单一个体，是否显得太草率？更有甚者，会指责我用西方简化主义那一套去构建一个彼此毫不相干的国家集团。这些批评都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对此大可不必小题大做。原因有二：首先，本书并不是从地理维度去划分国家集群，而是从经济群体的角度去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口规模庞大的地区，近年来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正因为这个原因，若该地区决定继续选择消费驱动型的增长模式，它将最有可能给我们的地球带来更大的压力。其次，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差异，正逐渐受到推动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它所面对的许多环境挑战也是跨国境的。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使得这些国家成为了一个群体，而这个群体所肩负的责任，是要为它们在21世纪的发展寻找新的道路。

　　我的讨论多半会涉及这个地区的两个重量级国家：中国和印度。由于这两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极为庞大，它们的决策和行动对世界造成的各种影响，是其他绝大部分地区都无法企及的。而其他国家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印度尼西亚雨林的命运是这个地区关键的问题之一；同样，珊瑚礁三角区—一个由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海岸及所罗门群岛围绕形成的面积达230万平方英里的三角形水域—也正遭受着过度捕捞，尤其是那些用炸药捕鱼的行为的威胁。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逃避环境改变带来的冲击。巴基斯坦在2010年那场毁灭性的洪水灾难之前，便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环境压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孟加拉国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将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而在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或许已经有足够资本可以作为发达国家或地区去看待这一切，但一旦发生由资源冲突引起的战争，它们都将无法逃脱随之而来的毁灭性打击。

　　而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我一般用“发达国家”或“富裕国家”来指代北美和西欧国家。日本有时候也可作为其一分子，有时候不是。美国被视为“西方”的代表，“西方”这个词贯穿整本书，经常表意不太准确，但我想这个词准确传达了一个思想主体，即“西方”所象征的自由和力量，让许多亚洲人既向往又困惑。

　　最后值得简要一提的是非洲。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了解那个广阔的大陆，但毕竟曾经在那里生活和工作过。我想我可以说，这本书里所提到的问题与非洲国家也是息息相关的。尽管可能存在时间上的微小差异，但非洲所要面对的问题与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采用西方的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是否能以某种方式有助于非洲的发展？抑或是否会带来与亚洲毫无二致的冲击，而逐渐降低未来繁荣的可能性？亚洲人无法得到一切，非洲人也得不到。

　　2010年9月于香港■

　　作者为全球未来研究所（GIFT）的创始人及总裁，本文是《亚洲的未来》一书的前言，试读本书，请移步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