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财富安全的中国困境

　　（特约作者 唐昊）在过去30多年的时间里，从经济总量来看，民营企业扮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角色。而随着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财富的增加和企业家个人财富的积累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与此同时，这些财富的安全性却难以得到相应的保障。由于企业间不正当竞争、金融环境恶化、地方政府权力侵凌、内部管理人员犯罪等原因所造成的中国民营企业财富流失的现象非常惊人。仅仅在2011年，就先后发生了力联20亿财产被侵夺、渤海集团因法律纠纷致巨额财产损失等案例。辛苦创造出来的财富如此轻易地被人侵夺或流失，不能不令作为财富创造者的民营企业家心寒齿冷。而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此种财富安全的脆弱性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脆弱性的最显著呈现。

　　在制度层面，民营企业财富的脆弱性是由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市场经济体制鼓励企业家创造财富，而依据阶级斗争学说确立了合法性的政治体制，却始终对民营企业的政治地位难以明确定位。这是很多民营企业家通过注册为“集体经济”等手段而获得红帽子的保护。十年前在意识形态领域“三个代表”的提法让这些企业家获得了一种新的合法性，这本来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可惜之后并无更多具体政策和法律的跟进，使得这个对民营企业的政治定位只能停留于纸面。只要政治地位不明确，这些企业财富一夕之间被剥夺净尽的记忆和想象就始终挥之不去。

　　在政策层面，民营企业不象国有企业，直接受到中央或地方行政权力的保护。相反，在政府主导经济政策的制度背景下，许多民营企业必须依附于地方政府的权力指挥棒。由于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插手市场事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企业的命运。在珠三角地区，由于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不睦，原本发展势头良好的健力宝、科龙等名企业就在地方政府的改组过程中一蹶不振。其中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健力宝改组过程最为令人唏嘘，地方政府宁可将企业贱卖给外国公司，也不愿让原来的管理层收购，最后的结局是企业的有形和无形资产损失殆尽，而一手创造了健力宝奇迹的老总也被气倒生病住院。类似案例的不胜枚举说明，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大型民营企业财产安全的直接威胁是来自地方政府的权力滥用。

　　虽然在政治和政策层面面临诸多困难，但民营企业的财富安全本来可以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在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里，这也是通常的企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保护手段。但在中国，虽然宪法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刑法规定了侵犯财产和侵宅罪等罪名，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从程序上规定了保障公民私有财产安全的条款。但法律的实际应用却并不充分。从管理层侵夺力联公司资产案中看出，法律对这些非法侵占私营企业财产的人员是有利的。当然，在私有财产受到威胁这一点上，民企并不孤独。在中国，普通平民的私有财产受到威胁的情况其实更加严重。在许多强拆公民个人住宅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现有法律在保护公民私有财产方面的无力。这说明，当法律无法保护穷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它也同样无法保障富人和企业的财产。

　　而对于更多的民营企业来说，即使是逃过了地方政府的权力侵凌和法律政策上的不平，其企业发展环境也难称优良。由于对私营企业的保护不足，以致于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侵夺企业的私有财产。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民营企业资产流失和企业家财富的脆弱情况并不能得到大众的同情。这一方面是因为整个社会贫富悬殊过大令社会对财富精英的不满情绪蔓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太多的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殊不光明正大。地沟油餐饮、三聚氰胺奶粉、塑化剂饮料、瘦肉精食品等等，都是某些企业通过损害消费者利益来赚取黑心利润的工具。因此，当这些企业的财富流失或本身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并不能指望作为消费者的社会公众的支持。于是，其财富安全的外部道义屏障也不复存在了。

　　但话说回来，无论是作为消费者，还是作为公民，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企业财富安全并不仅仅关乎企业家个人的利益。对于普通平民来说，私有财产权是其他宪法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而对于企业来说，私有财产的安全则是其进行正常的市场活动的前提。在财富安全环境极其脆弱的情况下，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难以完善，最终的受害者是所有的阶层。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理解现在越来越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选择移民海外或将资产转移。对他们来说，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稳定增长的预期，而是因为缺乏财富积累的预期。

　　这些问题的解决并不容易，但也决非是毫无出路的死结。从前文所描述的企业财富安全困境，可以得出两个基本结论：一、所谓企业财产安全实际上是中国市场经济内在缺陷的必然结果。在中国成为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之前，在政治体制因应经济体制做出根本性的调整之前，追求局部的法治环境改善以保护企业财富，实际上是不得要领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二、对于民营企业家阶层来说，在法律能够保护平民财富之前，也不能指望法律可以单独保护他们这个阶层的利益。事实也证明，依附于地方权力并不是民营企业家及其财富安全的真正出路所在，他们财富和尊严的保全实际要取决于和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合作，如开展更多公益慈善事业、推进合法经营和正当竞争等，从而获得改变发展环境的力量。一句话，如果这个阶层不能直接投身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们的经济命运就不能改变。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