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减排承诺

　　财新记者：各国在碳减排问题上，迟迟无法获得具有可操作性的谈判成果。绿色发展有否可能破解僵局？

　　张永生：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碳排放。在某种程度上，碳减排就意味着牺牲经济发展。这对很多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各国都把碳减排当成负担，而谈判则是对负担的分担。但是，如果各国能够意识到，在绿色发展模式中，碳减排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各国相聚就不再是谈负担的分担，而是机遇共享，即如何通过各国合作来促进绿色发展。因此，绿色发展可能是气候谈判走出僵局的钥匙，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财新记者：如何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何解决方案？

　　张永生：首先，应建立一个全球性制度框架，按照公平的原则分配各国的碳排放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项灵活的减排目标实现机制；其次，各国可通过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扩大绿色产业的市场，这和自由经济贸易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

　　国研中心曾提出“碳预算账户”作为解决方案。首先，根据全球减排目标设置全球碳预算；再按照历史、人均累计的原则将碳预算在各国进行公平分配，为各国建立碳排放账户；在账户的基础上，各国可采用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共同履约等机制灵活进行合作。各国既可在国内依据自己的路线图进行减排，也可通过国际合作购买碳排放额度，其目标是实现本国碳预算账户的平衡。

　　财新记者：“碳预算账户”的国际认可度如何？未来如何推动？

　　张永生：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方案很有建设性。在学术场合和半官方场合交流时，我们收到的反馈都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希望在2020年后的气候政策中，纳入绿色发展机制，让绿色发展成为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核心之一，实现国际气候谈判从“负担分担”到“机遇分享”的战略性转变。

　　财新记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日后的气候谈判中的角色会否发生转变？

　　张永生：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坚持和秉承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推动建设公平、有效的气候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在保持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上，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变化因素。比如，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至203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权利和义务都将发生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中国政府都应坚持碳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财新记者：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已向国际社会做出减排40%-45%的承诺。应如何理解中国在碳减排上的积极表现？

　　张永生：中国在碳减排上的积极承诺体现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不仅仅是来自国际谈判的压力。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是11.2%，但能源消耗只增加了6.6%。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也实现了绝对下降。这表明，严格的减排措施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减排和促进绿色发展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同时，中国的减排也在为全球、全人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