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生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

　　刘虹桥 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高资源消耗、高环境破坏、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在中国已难以维系。环保部和中国工程院报告显示，过去十年间，中国的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成本已经接近GDP的10%。

　　作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户，中国同时面临着艰巨的碳减排任务。中国政府已向国际社会承诺，2020年将实现碳减排40%-45%的短期目标。若不转变发展模式，中国将难以在减排与发展中寻求平衡。中国必须抓住新的发展机遇。

　　2012年，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联合报告《2030年的中国》单列章节对“绿色发展”进行阐述。作为全球发展趋势，绿色发展被描述成中国发展的重大机遇。根据绿色发展理念，经济增长不仅可以摆脱对高排放和环境破坏的过度依赖，绿色本身还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新来源，经济增长和绿色之间也可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中国政府的第十二个五年发展规划首次以“绿色发展”为主题，再次专篇论述“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并明确提出：面对日趋强化的资源环境约束，必须增强危机意识，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以节能减排为重点，健全激励与约束机制，加快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生态文明水平。 如何处理减排与发展的关系？如何克服绿色发展面临的障碍？政府如何通过机制创新适应绿色发展？落后地区的发展减贫应如何抓住绿色发展机遇？

　　财新记者对话《2030年的中国》撰写人之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探讨中国绿色发展机遇。

【对话摘登】

中国需要绿色发展

　　财新记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的联合报告《2030年的中国》将“绿色发展”描述成中国发展的一大机遇，这是一种怎样的机遇？

　　张永生：这意味着中国能通过一种适合自身发展的新方式来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

　　新的技术变革已经使经济发展具备逐渐摆脱高资源投入、高环境破坏、高排放的发展模式的潜力。绿色发展可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提高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

　　此外，很多人误以为绿色发展就是可再生能源或者少数尖端技术的发展，其实绿色发展还包括对传统部门进行绿色改造。据麦肯锡公司的研究，仅这一部分改造，至2030年，中国每年可节省650亿美元的发展成本。

　　财新记者：在十八大报告中，绿色发展已被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指导性纲要。下阶段，应如何推动“绿色发展”理念的落地？

　　张永生：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很多人还在用传统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去看待绿色发展，认为绿色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越来越多的新理论文献显示，减排和环保都可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绿色发展还能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

　　财新记者：减排和环保如何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

　　张永生：传统观点基于“投入-产出”关系，认为经济发展需要使用化石能源，因此，减排就意味着减少化石能源投入，从而导致产出减少，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我们把经济结构的改善作为判断经济发展的维度时，减排就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比如，有人认为，关闭污染企业会减少经济产出，但忽略了同时减少的还有污染带来的无形社会影响和环境影响。实际上，这其中也蕴藏着更有效、更绿色的企业发展的机会，不仅有利于提升经济结构，还会促进整体社会福利的提高。

　　财新记者：中国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落后地区的发展和减贫是一个重大挑战。落后地区能否通过绿色发展来加快发展？

　　张永生: 绿色发展的确为落后地区实现蛙跳式进入高收入社会提供了可能。

　　首先，绿色发展可解放落后地区的发展束缚。通过发达的ICT技术、交通物流体系等，可以把落后地区的优美生态环境和发达地区的外部市场直接进行连接。同时，新的商业组织模式也可对其传统经济产业进行改造。

　　其次，在较完善的生态环境服务受益者付费机制的基础上，落后地区可以利用良好的生态环境，提供有偿生态服务，在获得高回报的同时，增加总体社会产出。

　　最后，在碳交易等其他绿色金融机制的配合下，可充分利用中西部落后地区蕴藏的丰富可再生能源，并将其改造为绿色能源基地，从而实现发展。

　　财新记者: 现在有不少对绿色发展的质疑和担忧。应如何看待这些担忧？

　　张永生：绿色发展是一个新鲜事物，难免会有人担忧。我理解的担忧有三种：一是认为绿色发展要牺牲经济增长；二是认为绿色发展需要政府在新能源和生态环保领域的大规模投资；三是认为绿色发展需要采取类似休克疗法的做法，将过去的发展模式全部推倒重来。

　　实际上，这些很多是因不了解而造成的误解。绿色转型本身就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来源和动力，促进经济结构的完善。很多曾被认为应由政府解决的事情，也可以由市场来解决，这不仅可以改善政府的行为模式，还可以形成绿色发展的良性循环。此外，我们倾向于渐进式发展，从“增量”发展做起，而不是用非常激进的方式推动绿色发展。

　　财新记者：除误解外，绿色发展本身是否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应如何应对？

　　张永生：的确如此。一方面，虽然我们总体上看好绿色发展，但具体到某些特定产业和产品时，绿色发展可能并不成功。我们需要正视这些问题，充分意识到风险，采用一些创新机制来应对，比如建立绿色保险机制。

　　另一方面，绿色发展虽然能够促使社会整体福利的提高，但也可能会损害一些特定部门、特定人群的利益，比如，绿色改造可能导致一些传统行业失业率上升，这需要政府采取就业扶持措施，补贴弱势群体。

　　再比如，在纠正传统化石能源的价格扭曲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能源价格上涨，这就需要政府把过去对企业的补贴转投到居民。

建立绿色发展机制

　　财新记者：你曾指出，在绿色发展中，机制而非资金是最大的问题。中国应进行哪些机制创新？

　　张永生：可从四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本的市场制度，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让市场充分竞争，减少政府管制，价格信号能够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二是制定具体的政策制度，如出台严格的减排政策、环保政策和标准等；三是引入多元化的、灵活的市场机制来落实制度；四是通过制度安排，对可能受到绿色转型冲击的特定部门、特定人群进行一定补偿，以助其转型。

　　财新记者：如何看待绿色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张永生：绿色发展需由政府和市场共同推进，但本质上还是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的大规模的补贴和扶持。在市场作用下，企业家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不断寻找绿色发展机遇。政府的作用当然也非常重要，严格的减排政策和环保规范是绿色发展的前提。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强大的执行力及其制定的政策规范，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的效果，但不意味政府需要进行计划性干预。我们应该注意规避由政府强大执行力所产生的弊端，建立权力制衡机制，将政府的强大执行力转化为绿色发展的有力保证。

　　财新记者：一些与绿色发展密切相关的特定行业，如页岩气等能源行业，是否可能向民营企业和外企开放？

　　张永生：中国需建立一个开放的竞争体系，它不仅要对民营资本开放，也要对外资开放。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基本是在市场的作用下完成的，这是个很成功的例子。“页岩气革命”不仅带动整个能源格局变动，促进经济结构变化，还促进了美国的碳减排承诺的实现。从中可以看出，市场的力量非常强大，同时，我们可能也大大低估了现代世界的变化。

中国减排承诺

　　财新记者：各国在碳减排问题上，迟迟无法获得具有可操作性的谈判成果。绿色发展有否可能破解僵局？

　　张永生：在传统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严重依赖碳排放。在某种程度上，碳减排就意味着牺牲经济发展。这对很多国家是不可接受的，各国都把碳减排当成负担，而谈判则是对负担的分担。但是，如果各国能够意识到，在绿色发展模式中，碳减排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那么各国相聚就不再是谈负担的分担，而是机遇共享，即如何通过各国合作来促进绿色发展。因此，绿色发展可能是气候谈判走出僵局的钥匙，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双赢局面。

　　财新记者：如何推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有何解决方案？

　　张永生：首先，应建立一个全球性制度框架，按照公平的原则分配各国的碳排放空间，在此基础上建立一项灵活的减排目标实现机制；其次，各国可通过合作促进绿色发展，扩大绿色产业的市场，这和自由经济贸易能促进经济发展的道理是一样的。

　　国研中心曾提出“碳预算账户”作为解决方案。首先，根据全球减排目标设置全球碳预算；再按照历史、人均累计的原则将碳预算在各国进行公平分配，为各国建立碳排放账户；在账户的基础上，各国可采用排放权交易、清洁发展机制、共同履约等机制灵活进行合作。各国既可在国内依据自己的路线图进行减排，也可通过国际合作购买碳排放额度，其目标是实现本国碳预算账户的平衡。

　　财新记者：“碳预算账户”的国际认可度如何？未来如何推动？

　　张永生：国际上一般认为这个方案很有建设性。在学术场合和半官方场合交流时，我们收到的反馈都是比较积极的。我们希望在2020年后的气候政策中，纳入绿色发展机制，让绿色发展成为2020年后国际气候协议的核心之一，实现国际气候谈判从“负担分担”到“机遇分享”的战略性转变。

　　财新记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在日后的气候谈判中的角色会否发生转变？

　　张永生：中国在气候谈判中一直坚持和秉承维护中国的正当利益和推动建设公平、有效的气候制度的基本原则。在未来的气候谈判中，中国在保持大原则不变的基础上，需要考虑一些新的变化因素。比如，很多经济学家预测，至2030年，中国有可能成为高收入国家。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的权利和义务都将发生变化。但不管如何变化，中国政府都应坚持碳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财新记者：作为碳排放大国，中国已向国际社会做出减排40%-45%的承诺。应如何理解中国在碳减排上的积极表现？

　　张永生：中国在碳减排上的积极承诺体现的是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不仅仅是来自国际谈判的压力。

　　“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增速是11.2%，但能源消耗只增加了6.6%。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也实现了绝对下降。这表明，严格的减排措施并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阻碍作用，减排和促进绿色发展也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同时，中国的减排也在为全球、全人类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