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投资无疑已成为讨论中国发展的重要维度。总体上讲，60%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在油、气等资源资产方面。CFP：胡庆明

　　势头渐劲的中国海外投资迎来各方的极大关注。各智库纷纷推出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报告，中国海外投资无疑已成为讨论中国发展的重要维度。2013年4月，财新传媒与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华盛顿举办首场辩论，将视野投向这一方兴未艾的领域。

　　 ——编者

时间:2013年4月16日

地点:美国华盛顿

主办单位:财新传媒、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研究中心

参与人:

葛艺豪 布鲁金斯-清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

张岚岚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美国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

傅强恩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主持人:王烁 财新传媒执行主编

　　葛艺豪（Arthur R. Kroeber，布鲁金斯-清华外交政策研究中心非常驻研究员）：我想谈几点以捋清探讨中国对外投资的背景。我想和大家分享中国对外资本流动概况，看看其大体上的特点，特别是直接投资上的一些数据。我还将简单谈谈中国投资成长道路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与伙伴国家合作时可能产生的问题。

　　对外资本流动的三种主要类型为：企业的直接投资、金融机构的证券投资、资产管理公司的贷款。我们看到中国对外资本流动在直接投资上的增长相当迅速，并且无论是投资主体类型还是投资类型都变得愈加多元化。然而，私营部门的证券投资仍然很少，几乎没有。证券投资流动仍被一些官方机构占据，主要是国家外汇管理局——其掌握的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和主要的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基本上没有私人证券投资资本外流。

　　贷款也主要被政府部门占据，中国商业银行的国际活动非常有限。实际上，2007年、2008年、2009年这三年商业银行曾在国际借贷领域非常活跃，随后又退守各自本分了。因此，对外贷款仍主要由官方机构运作，尤其是国开行。总的来说，中国对外投资流动有显著增长，但投资渠道仍然很窄，主要由政府主导。

　　直到八九年前，中国都还没有任何对外直接投资，只有极少数的大额资源交易。但是，2006年左右，对外直接投资开始大幅增加。衡量方式也许稍有不同，中国年均对外直接投资额约在780亿至800亿美元之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使中国跻身美国等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之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约为4000亿美元，也是很大的数目。但较之于美国3.25万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中国只相对于美国的十分之一，尽管中国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一半。要知道，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的国际投资虽然增长迅速却仍有限。

　　如果去看对外直接投资的构成，我们从不同咨询公司得到的2012年数据主要显示的是企业并购，不包括绿地投资，比如矿业资产。去年，中国的国际企业并购有400亿美元，比上一年有了显著增长。其中，欧洲为最大单个目标区域，约占全部对外投资的60%，对美投资则是欧洲的一半。近两年，中国对欧洲投资飞速增长，一种广泛的看法是欧洲经济困难使得其工业资产能为中国工业企业廉价收购。的确，欧洲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活动的60%，而90%的中国对外投资在工业企业，显然在欧洲工业资产收购才是重头戏。去年，一些知名企业如德国机械公司等被中国企业收购了。然而，总体上讲，60%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仍在油、气等资源资产方面。这持续了很多年，虽然慢慢在变，但对资源资产的偏好仍十分强烈。

　　另一个十分明显的特征是虽然走出国门开展全球收购的私营企业显著增多，占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的并购去年依然由国有企业主导。国企对外直接投资占86%，私企只占14%。中国的国企很复杂，不能说它们完全是政府机构，因为国家外汇管理局或国开行才是对外资本流动的真正的官方渠道。但总体上，各类国有实体至今仍在各种对外资本流动中占主导地位。

　　在小结之前，我想简短谈谈近两年中国政府试图在香港建立的人民币国际市场的角色。我认为对外投资和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值得考虑，因为它们都是中国严格管制资本流出与流入多年后缓缓开放的资本账户的重要部分。

　　许多人为人民币在香港的离岸市场以及更广义上未来几年中国金融业自由化带来的机会雀跃不已，认为世界资本流动的自由度势必得到极大提高。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冷静看待。对外资本流动的几个通道十分狭窄，并且多被政府占据。虽然在扩大中国个人和私营机构的对外证券投资机会方面做了一些努力，我认为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是会维持现状。

　　香港的人民币市场成长很快但基数过小，因此规模仍然有限，并且其建立一种能允许不同类型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机制的许诺尚待兑现。外商对华投资仍然被传统直接投资渠道掌控，并且几年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原因很简单：资本账户根本上不对称，流入账户多于流出账户。这有时被认为是中国政府担忧的表现，即一旦开放资本流出账户就会有大量资本外逃，等等。

　　现实允许一点点不对称，但从根本上讲，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求逐渐以基本相同的步伐开放流出与流入账户，而三四年内中国还做不到，其原因将在讨论金融自由化时谈及。中国正在尝试摆脱金融抑制体系和人为低利率，建立一个利率多由市场决定且可能更高的新环境。与此同时，世界上所有其他经济大国都尽可能使利率接近零。因此，如果中国积极开放资本账户，短期内不但不会发生一些人所担心的资本外逃，反而会有巨额短期资本从世界各地流入中国，因为中国的短期投资回报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

　　总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约因素和问题主要是：中国陷入了为安全着想必须继续维持资本账户较封闭状态的僵局，这是制约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一个因素。对外投资被各类国家行为体掌控的局面两三年内不会有很大改观。

　　另外，我认为中国国内，尤其是媒体把目光聚焦在他国的政治约束上，尤其对美国不欢迎中国直接投资心存猜疑。我认为这种看法被过分夸大了。也许一些高调的敌意可以被归因于政治因素，但细看具体数据就会发现，尽管有这些问题，中国在欧美的直接投资增速非常快，并且大部分中国在美、欧、澳、拉美和非洲等地区的投资并没有受到政治制约。因此，我认为这种担心合情合理，但被过分夸大了。

　　应该转而关注其他问题。首先，国企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主要部分。一些人认为，它们以对国家的忠诚换取了不正当优势，而我认为，它们遇到了很多运营上的困难，许多情况下无法理想地运作资本，这抵消了一些资本成本上的优势。并且在境外市场运营的困难对中国企业越来越明显，这也使人们更为谨慎一些。此外，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跌，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建立在大宗商品价格高、获得资源很重要的观念上，因而持续性大幅偏低的大宗商品价格环境会中断一些交易。

　　最后，在中国国内，无论是从事这些交易的国企还是为它们融资的银行都存在很大问题。中国正经历一次增长模式的重大转型，在过去10年中对于中国高增长贡献较大的国企，在未来更多由消费和服务驱动的经济中不会占如此重的分量。国企的投资和资产回报已经停滞，且大大低于同行私企。因此，过去两年带动了大量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企也许会被国内的运营困难绊住，增加它们的边际费用，这将限制它们参与国际大规模交易的意愿和能力。

　　张岚岚（中国国际金融公司美国证券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艺豪对现况和数据做了很好的总结。我将重点围绕现实的经验来谈。中金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销售交易、资产管理和投行业务。这基本涵盖了大部分我们希望参与的对外投资。比如，我们的销售交易模式迎合想在美国投资的机构投资者，我们拥有在美国从事股票交易的许可，资产管理以另一种形式帮助想在全球开展多元化投资的中国企业。

　　我先谈谈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葛艺豪提到，由于不对称的资本管制貌似鼓励资本流入而非流出中国，有趣的是，这与我们从数据中看到的非常不同。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的数据显示，我们持有的配额比已使用的多得多。我们有约800亿美元配额，但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于境外投资。这是怎么回事？回顾2007年，我们都知道允许大陆投资者在香港投资的直通车推进得并不顺利。那段时间几乎是香港市场的巅峰，大陆散户投资者获准在香港投资，而随后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给予了国内投资者一记重击，不少投资者在其中损失了50%的资产。这是迈出的第一步，却出师不利。而后近几年我们看到QDII的表现比过去有了很大进步，不只香港，对世界各地的投资都有一定程度的开放。

　　但遗憾的是，QDII主要由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行构成，这几年投资的重点依然是香港市场，这一策略还是没有奏效。众所周知，近两年香港市场表现不如发达国家，因此，QDII策略对国内投资者并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说明了什么？我从中看到了对全球资产配置认识上的不足。检视过去几年的投资开放，我们在区域和资产类别的选择上都失误了。既没有合适的策略，也不懂如何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配置，更别提还抱守国内市场强调的那套股票策略，这肯定行不通。中国人需要学习如何从全球视角看待世界，这是认知上巨大的鸿沟。

　　但是，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西方国家在全球投资上已有很长历史，而我们才开始不到30年，而未来十年认知上的差距将缩小。我们以一个中国投行的角度学习而非塑造美国跨国企业的中国策略和它们的所作所为，赢得了许多国内机构投资者的关注。我们还为一些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非交易路演（NDR）出谋划策。我们将跨国企业的中方管理层带到国内做路演，并访问中国的机构投资者。今年年初，我们把《财富》500强CEO之一带到中国，而令人吃惊的是许多中国机构投资者都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我告诉他们机会难得，可以从中学习策略、管理方式和看待世界的角度。但问题是，由于中国机构投资者很少花时间关注世界，他们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否提出合适的问题。我认为，一直以来形势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存在对知识的诉求，未来十年能缩小认知的差距，进入下一阶段，这在证券投资方面比较明显。

　　接下来说说投行业务。人们谈起市场状况总是站在中国这一边，他们会说：“你们看看银行的境遇。我们花了20年吸取教训。”华为是另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案例，无法获得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认可，是我们无法在美国扩展业务的原因。当然在美方我也听说了许多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困难。

　　先把这个问题放一边。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为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通用电气（GE）工作。当时我听到一些抱怨说在中国做生意太难了。然而，在中国开拓业务需要远见。我帮GE建立了其第一家在华合资企业，两年后关闭。我的意思是，一定会有失败和困难，但在异国扎根扩展业务并最终获得巨大的利润需要恒心。如今，GE在中国的业务是其全球赢利最多的业务之一。抛开政治方面，中方在美投资的真正困难，首要问题是知识：我们知道怎样在美国做生意吗？许多人都遇到了困难，但也许不得不承认这是由于我们不够了解造成的。这可以理解，我们在美国投资还不到10年，而反观在中国投资已有30年的美国公司，他们依然称不知道该怎么在中国做生意，那么我们能了解多少呢？另外，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还存在文化分歧。无论在生意场还是日常生活，双方的行事风格都不同，都需要学习。积极之处在于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人都思想非常开明。不少人把孩子送到美国学习，并相信美国能提供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在双方脚踏实地的努力和投入下，认知的差距会逐渐缩小，做生意的方式也会渐渐靠拢。但我认为认知的差距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次，我认为如何看待中国在北美及海外投资很重要，这不仅仅是中央政府的问题。政府高瞻远瞩，明白中国需要成为世界的一员，而这需要通过投资融入另一种文化。当然，刚开始可能会吃亏输钱，但长远来看，中国成为世界的一部分、融入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是中央政府和企业高管们的战略眼光。但是，在执行层面上，情况总会有些不同。人们认为也许可以在美国经济的复苏期赚点快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海外投资如猛虎出笼。人们对投资抱着投机态度，但这是行不通的，不可能投资两三年就赚钱，对下一步毫无打算。必须有长远目光，制定10年的计划。但通常，我们在帮助客户时发现他们并没有清晰的规划，而更多是“老板让我这么做，我必须做”，这样不行。所以第二点，我认为要改变现有的规划方式。

　　第三，中国企业所处的环境有很大差别。中国许多行业的市场化程度已经很高了。但是，在一些行业中，某些企业在获取资金、人力资源甚至政府补贴、政府支持上拥有特权，如今他们在美国所处的市场环境与国内不同了。如何在完全不同的市场机制中生存？如何与当地企业打成一片，融入投资界，企业界？这也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另一项挑战。

　　最后，我认为，在美国关于投资所做的一切都迫使我们在国内推进变革。因为，只有改变了如组织结构，人力资源、支付员工等在国内经营企业的事无巨细，才能真正融入美国经济。

　　傅强恩（John Frisbie，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如葛艺豪所说，投资分不同类型，证券、金融、国债、股票等等，我将重点谈谈对外直接投资。

　　我将给出一些数据以补充葛艺豪方才谈论的概况。这些数据来自总部设于纽约、擅长透过其各类资源追踪中方对美投资的荣鼎咨询。显然，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涨势惊人。六年前的2007年，也许只有10笔交易，总共不到10亿美元，去年已经有60多笔交易，投资额超过65亿美元。这些数据可能不完整，只捕捉到备案的大额交易，遗漏了一些规模较小的交易。虽然如此，它还是体现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如果将其按不同对外直接投资类型——并购案和绿地投资——来划分，显然中国投资者在美国并购上的投资多过绿地投资，在交易数量上前者是后者的两倍，并且并购投资额占对外直接投资额的80%。但起码我们知道这些数字都会增长，这是好事。

　　我们为什么喜欢对外直接投资？很简单，它能带来经济增长和就业。同时，我们都知道中方有些顾虑美国能否接纳其投资。过去三周内我两次来中国，在北京亲耳听到中国投资公司和中国发展论坛谈论此事。在博鳌论坛上，中国投资公司监事长金立群和总经理高西庆探讨了在美国投资面对的障碍。他们为何担忧？首先，美国对并购交易有最严格的审查程序。注意，CFIUS只针对并购案，不包括绿地项目。

　　2011年有111个外资并购案在美国受到CFIUS的审查，其中10个的投资来自中国，约占10%。来自英国的有25个，法国14个，加拿大9个，因此，中国显然高居CFIUS审查榜首。然而，除了CFIUS审查，其他审查也引起关注，引发了政治上的呼声，呼吁对一些并购案的审查能免则免。举个例子，我们看看备受关注的风力发电交易。中国在俄勒冈州的风力发电场投资项目遭遇CFIUS的审查，判决结果是中国投资方必须剥离在该并购案中获得的风电资产。这是个很好的例子，他们需尽快剥离资产以免在审查过程中遇到各类麻烦。但问题显然出在选址接近军事基地。

　　然而，中国在得州的风能绿地投资获得了成功。这说明了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风能不是投资禁地，成功与否另有原因。针对中方在美国投资态度的调查说明了什么？我们听中国朋友说，美国对华投资案的判决是逸闻趣事，是新闻头条。我认为，调查数据能为我们提供可靠依据，许多调查都做得非常好，比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近三年对中国投资者的年度调查就很好。《中国日报》与安可咨询公司（APCO）对中国在美投资高管的调查显示，94%受访者通过投资获得市场准入，这个比例相当高。不过也并非全无问题，当被问及在美开展业务时，约60%受访者认为相当成功且轻而易举，也有不少高管反映遇到棘手问题。

　　讨论遇到的问题是，实际上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投资限制或反华偏见是严重的问题。相反，调查中提到的给中国企业造成困难的问题为刚刚提到的经营成本、人力资源、商业文化差异等问题，还有遵循法规的问题，令人望而生畏也是可以理解的。调查反映，这些问题都是比投资上的反华偏见更高的挑战。可以这么说，中国在许多领域的投资，从消费类商品、汽车零件、机械制造、石油和天然气，到金融服务，都受到检验。中国工商银行购得东亚银行80%的美国资产是金融服务行业成功的投资案例。

　　从中国投资者那听到的另一怨言和对外投资获得中国政府批准的问题有关。审批上的过度延迟会耽误交易。所以，问题并不全在美国这边，中国投资者认为中国方面需提高海外投资的审批效率。

　　解决方案有哪些？我们先看看背景数据：2012年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约为35亿美元，中方在美直接投资为65亿美元，两个数据都可能不完全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数额都太小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只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3%，并不显著，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也是很小的比例，这对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来说显得尤为微小。根据过去三年我们对会员企业的调查，美国在华投资者的信心下降了一点。这不是悲观主义，毫无疑问美国在华投资者总体上仍是乐观的，但显然，在华投资许可和壁垒削弱了美国投资者的信心。

　　这引出我要说的第一点：中美两国政府都需要尽可能降低彼此的投资壁垒。美国企业在华遇到的壁垒确实会影响美国对中方投资的态度，这很重要。我认为，可以通过签订双边投资条约解决这一问题。而双边投资条约要想成功就必须触及实质，解决在中国许多行业都存在的投资产权壁垒问题。中国有近100个领域对外商的投资金额设限，如保险、云计算等领域，外资只能占50%或者更少。我认为，双方尽力清扫投资障碍很重要，双边投资条约也许是其中一种办法，但我也不确定我们能否耐心等到它产生效果，同时采取其他减少障碍的措施会比较好。

　　其次，我看到了国际对话。基本上，华盛顿以外的州长们都在设法吸引中国投资。最近三周，我几次来到中国，芝加哥前市长戴利、加州州长布朗前两周也来了中国，还有几位州长也要来了。华盛顿也许不会参与，但州长和市长们频频访华的原因很简单——为了经济增长和就业。他们通过出访这一重要渠道传递了想要吸引外资的重要信息，这一直很有效。

　　第三，要继续教育项目。刚才张岚岚谈到了使中国投资者更好地理解美国环境的重要性。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投资者感受到美国环境中新型运营规范带来的挑战，因此，美国机构需要尽力缓解这种紧张和不适。

　　比如，“选择美国项目”帮助中国投资者更了解美国环境。中国投资者仍在学习，这是必经的过程，只是他们还需要一些帮助。另外我建议，如果一项交易有可能接受CFIUS审查，与财政部早沟通比晚沟通好。万达收购AMC院线就是一个正面例子，这是一笔巨额交易，但他们较早做了报备，这种合乎规范的行事方式是值得鼓励的。

　　此外，建立信任以改善双方态度也很重要。提高透明度、特别是国企的管理水平尤为重要，此外，公平的竞争环境也非常重要。中美关系处于关键时期，过去30年，中国的增长积累了贸易额，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更多在于促进双边投资的增长。确保双边关系平衡发展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投资，还有信任和信心问题。网络安全等问题不可避免，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了，双方要一起试着扫清障碍建立信任，并确保中美关系在投资方面如其他方面一样取得成功。

　　最后，关于CFIUS，我想说的是，它有它的使命要完成，我们需要去政治化地看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放手让CFIUS履行它的职责。■

　　财新《中国改革》实习记者单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