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时，梁思成和林徽因尚不能预见在城市里过度满足小汽车的需要而导致的后果。1963年10月，梁思成以中国建筑师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访问巴西，参观了刚刚建成的巴西新都——巴西利亚，后者遵循的正是《雅典宪章》的规划原则，却让梁思成深感不适。
　　“Brasilia（巴西利亚）的初步印象是荒凉半毛之地。”梁思成在日记中写道，“红土，无大树，许多大楼，尤其是Palace Hotel（皇宫酒店），更孤单。道路宽广，高级路面，全是立体交叉，建筑单调。诗曰：飞临巴西里，‘皇后’在湖边。狂风平地起，四顾无人烟。东道杳如鬼，游客更非仙。参观既无路，睡觉各争先”，“在Brasilia的总印象是：建筑师的游戏，不顾经济，标新立异，形式主义，铺张浪费之尤。如此下去，通货膨胀将无止境”。
　　刊登在1979年《城市规划研究》杂志上的《马丘比丘宪章》译文，代表了中国学者对《雅典宪章》的继续反思，却未对改革开放之后迅速成长的中国城市空间形态产生正面影响。
　　建设部颁布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延续的仍是《雅典宪章》的逻辑。《道路规范》开宗明义地写道：“城市道路网规划应适应城市用地扩展，并有利于向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它并未指明“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主体应该是小汽车还是公共交通，其结果，正如《马丘比丘宪章》对《雅典宪章》的批评——“含蓄地认为交通首先决定于作为个人运输工具的汽车”。于是，中国的城市有了两个由小汽车主导的郊区化：一个是“适应城市用地扩展”的外部郊区化，一个是“有利于向机动化和快速交通的方向发展”的内部郊区化，上海浦东的陆家嘴便是后一类型的代表。
　　“在浦东，没有任何是为了人的，除非他们有车。”苏解放发表评论，“陆家嘴本应该致力于创造一个24小时不间歇的商业区，配有地下停车场，并与换乘公交一体化。然而，我们看到的非但不是一个由居住区、零售中心和游客服务设施构成的混合地带，而是孤立的办公塔楼、不知会把人引向何方的大而不当的人行道，和主宰一切的机动车。陆家嘴这种糟糕的模式不但对整个浦东，甚至对中国的其他城市都造成了影响。上海曾有机会从全世界城市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来创造陆家嘴和浦东，可他们没有做到。”
　　认识到此种模式对资源与机会的巨大浪费，2010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历时两年建成“小陆家嘴二层步行连廊”，试图以“空中走廊”的方式将那一带被汽车拉散的写字楼联系起来。可是，要让人愿意在连廊上走路，就必须高密度地安排可逛之处。于是，与架空步行系统融为一体的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服务设施“东方浮庭”被插建于地铁站的上盖。这也暗示了在陆家嘴——中国最具商业价值的地段——还存在相当可观的土地盘活空间。
　　陆家嘴对存量土地“挖潜”的尝试，将在多大程度上抵消它对中国其他城市示范的高地耗模式？形势并不明朗。目前，中国的市长们仍在《雅典宪章》的逻辑里忙碌，他们辛辛苦苦地从中央政府那里争来建设用地指标，去征收农民的土地，然后，又“大大方方”地将它们低效率地“挥霍”掉。
　　中国用来养活人类1/5人口的耕地尚存18.2亿亩，不及全球耕地面积的9%。中国低密度蔓延的城市，已逼近18亿亩耕地保护的红线。“中国人民生活的根本问题”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不能还在高地耗的车轮上横冲直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