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中上等收入国家合适的城镇化率应该是多高？
　　马晓河：合适的城镇化水平应该接近60%，这指的是实际城镇化率。如果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前叶，达到中等水平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即一般在70%以上，我们还有30%的城镇化提升空间。这个空间很大，所带来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产业结构变迁潜力都非常大。
　　财新记者：目前，第一步是不是需要先把已经进入城镇，但还没有享受城市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这部分人的问题解决？
　　马晓河：对。当前城镇化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让1.58亿进城农民工中有落户意愿的人落户，变成市民。我们作过调查，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工作多年，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和住房，想落户，但由于现在的户籍制度不能落户，这部分人在进城农民工中大概是30%。但不是强制将进城的农民工都变成市民，而是在自愿的前提下，政府的体制门槛要降低，政策要开放，引导有意愿的农民落户。
　　财新记者：人们可以预计城镇化的速度会加快，同时也看到中央提出要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如何提高质量？
　　马晓河：提高质量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人口城镇化。全国人口要从农村向城市适度集中，让人口能真正通过体制改革进入城市，让农业人口顺畅地转移为城市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待遇。
　　所以，李克强副总理提出要把改革红利和城镇化结合起来，拉动中国经济。第二，城镇化的质量体现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循环发展，同时要实现集约发展。
　　财新记者：城市布局方面，这些年看到大城市不断膨胀，交通、环境不堪重负，但中小城市尤其是城镇的发展动力似乎不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
　　马晓河：城镇化应该是公共资源、发展资本均衡地配置在大中小城市之间。但过去多年的发展重点放在大城市，每个省保省会，全国保北京、上海、天津，把大量公共资源优先配置在大城市，导致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越来越优质，全国人民都向往大城市，大城市不堪重负，最终不得不用行政手段限制人口向这些城市集聚，这是恶性循环。
　　同时，在现有“以大管小”的城镇管理体系下，大城市利用行政级别和上下级领导关系，往往是调配和掠夺中小城市的资源，财权向上集中，事权向下投放，导致小城镇公共设施、发展资本不足，人口集聚的动力不足。

　　财新记者：如何构建更合理科学的城市布局？
　　马晓河：要想城市布局合理，现有的城镇管理体制必须改革，不应是“以大管小”，而要“以大带小”。要通过改革不断弱化城市行政级别，不要让各级城市在资源配置上有依附和管理关系。
　　其次，在公共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分布上，大中小城市应该对接，不应该是各级城市完全竞争，恨不得将所有产业都吸引到自己的城市，而应该选择最适合发展的城市。
　　财新记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点是什么？
　　马晓河：当前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的核心问题，第一是户籍，第二是社会保障制度，第三是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户籍问题不解决，依附于户籍的一切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都受到影响。
　　财新记者：户籍制度改革如何突破？
　　马晓河：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应该是渐进式、分层化。城乡二元体制积累的矛盾太深，改革一步到位恐怕会产生动荡。所谓渐进式、分层化，应该是在中小城市优先改革，大城市分阶段改革。中小城市应该先放开，有稳定就业、收入、住房、有意愿的农业转移人口应该注册登记为城镇人口，享受跟城镇人一样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但北上广深等这样的大城市如果一夜之间放开，城市肯定会爆炸，所以应该先探讨优先具备条件的人进入大城市。如考虑进城年限、就业时间、就业岗位（跟收入有关）、学历等，这是现有条件下无奈的次优选择。
　　财新记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后享受均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所带来的成本谁来承担？
　　马晓河：的确，最大的问题是转移成本谁来承担。下一步，应该按照财权和事权的权限，建立多方科学合理地分担成本的机制。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的进城成本，中央政府也得承担应由中央分担的那部分公共服务。一部分成本要农民自己承担，例如保障性住房的买房成本由农民承担，但建低价房引起的市场差价要由政府承担。
　　财新记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农民的土地。过去几年出现过农民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土地、但又无法真正进入城市的案例。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马晓河：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不经营土地；而中国最大的特点是政府经营土地。在现有财政体制安排下，地方政府往往把经营土地作为最大的财政收入来源。
　　在现行体制下，农民的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土地转为城镇建设用地，必须变性转为国有土地，才能拿到一级市场交易。在这个环节，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控制方，怎么转、卖给谁、价格多少、利益如何分配，都是地方政府说了算。农民作为土地集体所有者，所有权、交易权、分配权和谈判权都不充分。在第一道手续土地国有化上，农民就吃亏了。
　　土地农转非过程中的价值溢出主要给了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公司，农民只得到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为造成的土地市场交易制度门槛，就导致农民失去了土地资本变成进城资本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