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晓河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霍侃 财新记者

【对话背景】

　　十八大报告和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城镇化提到一个新的战略高度，提出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点，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中国城镇化之路已走过30余年，期间经历了从支持小城镇到重点发展大城市、再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路径。以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例衡量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至2011年的51.3%。但中国城镇化水平仍然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水平。
　　而且，经济转轨过程中推进的城镇化，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不少新问题：城市发展和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凸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游走在城市和农村夹层的农民工群体日益庞大，成为社会管理难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城镇化进一步推进的瓶颈。
　　危机前美国等发达经济体负债消费提供市场、中国等发展中经济体提供低成本商品的全球市场供求体系已被打破。中国经济增长亟待挖掘国内需求。加快城镇化发展，不仅是后危机时代中国寻求新增长动力的短期策略，更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战略选择。
　　如何在加快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同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并避免各级城市盲目扩张、投资过热和债务负担加重等副产品，是下一步的关键。千头万绪，如何推进？带着这些问题，财新记者12月28日专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

【对话摘登】

　　财新记者：中国城镇化已经推进多年，为什么当前又要特别强调？
　　马晓河：这是新形势下中国经济谋求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目前中国最大的挑战是，现有经济结构遇到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继续沿着以往的发展道路难以为继。
　　中国产业结构是典型的国内生产大于消费，目前正遭遇国际上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外需减少。美欧等发达国家在去杠杆化，压缩财政支出，政府购买力下降；同时，失业率偏高，消费者信心不足，家庭储蓄率在上升，私人消费率下降，导致进口需求下降。中国近一半的出口是这些国家，现在要想继续依赖出口拉动经济难度越来越大。
　　第二，供给替代。一批发展中国家，如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尼、越南、印度等，纷纷向中国学习，大办园区、招商引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向美欧等发达国家出口。
　　这些国家的产品跟中国一样，也是纺织、服装、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但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比中国低得多，因此，他们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比中国更具有竞争优势。这就形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供给替代。
　　此外，中国国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导致中国出口产业的利润空间在不断下降，出口产业开始越来越无利可图。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寻找新的发展机制。城镇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当前世界供求结构的变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
　　财新记者：城镇化带来的新增长动力来自哪些方面？
　　马晓河：城镇化通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拉动经济增长。拉动投资和消费是需求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是供给面。
　　第一是投资拉动。我们测算，目前城市每增加一个人口，全国平均增加10万元的公共设施投资，包括水电路气暖房网，以及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
　　第二是消费拉动。农民转为市民后，由于生活方式转变，从自给、半自给状态变成商品性状态，在当前价格水平下，每个人可以增加1万元的生活消费。
　　第三是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有利于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第三产业。因为人口集聚能带来服务业的需求增加，服务业就业人口增加和服务业价值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将提高，都改变了产业结构。制造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也离不开城镇化，产业结构升级都是先在城市通过科研人员的集聚创新研发，然后通过平台示范，再推广传递到产业链条中的。
　　财新记者：官方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1.3%。但你曾指出城镇化率被高估了。应当如何衡量城镇化水平？
　　马晓河：城镇化水平是按照常住城镇的人口比重来衡量。但现有体制决定了51.3%即6.9亿的城镇人口中，有一部分没有实际享受城镇化制度安排，即约1.58亿农民工。农民工进了城，但实际上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没有城镇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政策并没有把他们当城里人。
　　所以，中国真正的城镇化人口不是6.9亿，在现有体制下，应该扣掉1.58亿农民工。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实际城镇化率应该是40%，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阶段。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现在是中上等收入发展中国家，但实际城镇化率是中下等收入国家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