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银诺贝尔视角：能源转型如何激发中国经济新动能？

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国正加速能源转型的进程。

最近十几年来，世界主要国家都重视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节能提效，通过扩大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加快推动能源转型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数据，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达1.3万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9%，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50%¹。

2023年，伴随美国《通胀削减法案》颁布实施，已带来可再生能源领域一连串的本土新产能建设计划；同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2030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在总能源结构中的份额从30%提高至42.5%的法案；中国统筹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发展，全力增加清洁电力供应——前三季度，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72亿千瓦、同比增长93%，占新增装机的76%，已超过火电等传统能源装机²。

“中国在可持续能源转型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正如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瑞银诺贝尔视角》专栏中所总结，“领先的地位”意味着能力和机遇，即在从高碳化石能源向零碳可再生能源转型进程中，中国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以持续的政策、创新的技术、规模化的市场应用等举措将其发展壮大。

科技进步驱动下的能源转型

可以把“能源转型”视为一个“换道”游戏，即从高碳的、传统的化石能源道路，转换换道到低碳的、清洁可再生的新能源道路。能源转型的换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成本是“新道路”最大“拦路虎”之一。

“清洁的新技术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因为旧技术的一种产出，即化石燃料，未得到恰当定价，在这里甚至是负定价。 ”迈克尔·斯宾塞通过瑞银诺贝尔视角解释。要实现负的绿色溢价有两条路径，第一个是增加传统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比如说通过给碳定价；另一个路径是降低绿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

迈克尔·斯宾塞进一步建言：我们着眼的是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过渡期——当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增长，能源效率会提高，化石燃料的占比就会下降，尤其是在发电方面但不仅于此。 所以，我们需要计划和科技。过去十余年中，可再生能源发电领域的发展历程，证实了这一判断。目前，以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成本降低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发布《2022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报告，在过去的13到15年里，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一直在下降。其中，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全球加权平均成本下降了89%³，已经低于燃煤发电成本，并且还有进一步下降的潜力。随着可再生能源技术不断进步，成本不断降低，效率不断提高，可再生能源在未来全球能源体系的占比必将不断增加。

“从长远来看，我们知道获得持续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是持续加快科技进步。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通过瑞银诺贝尔视角总结指出了可再生能源持续增长的根本路径。

同时，从传统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过程本身还是一种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科技的进步、成本的降低不断激发新的能源转型增长点。比如由于太阳能和风能的可再生特性带来了间歇性和不可控因素，储能技术成为迫切需要发展，以平衡清洁能源的供需间断性，提升电力系统的调节能力。而伴随着储能电池为主的主要设备成本的下降和技术的持续进步，储能系统的初始投资成本和全寿命周期成本正持续降低，助力储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满足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需求。

新型储能相关领域也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的焦点。据瑞银中国公用事业首席分析师廖启华在2023年8月瑞银中国能源板块专场分享会上表示，瑞银看好电网、燃气和储能三个板块。其中，中国目前储能的渗透率相对较低，仍有望较快增长；同时得益于总体技术的改变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储能的设备价格也在下调，投资储能的回报率提升⁵。

叠加国内的产业化能力，能源转型的溢出效应迅速扩展到其他更多领域。“过去两三年中，可以看到太阳能和风能成本大幅下降，水电也是如此。我们预计中国将进一步提升可再生能源容量和全球竞争力。⁶”瑞银资产管理投资主管Barry Gill进一步总结道，目前中国生产了全球50%的太阳能板，而中国的制造业优势正在从可再生能源领域逐步扩大到智能汽车领域，并在人工智能、5G、物联网、数字移动汽车，以及电动汽车等多个前沿领域发展迅速。

碳定价：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助力能源转型加速

技术驱动、降低成本，可以说是增加能源“新道路”的吸引力举措之一。要加速这一过程，还可以通过“增加旧道路的使用成本”等阻力因素。在这个维度下，碳定价、碳市场成为调节新能源竞争力的强大工具。很少事物得到几乎大部分经济学家的赞同，但碳定价是少数特例之一。这是减少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合理解决方案，虽然有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指出，这个问题仍然很复杂⁷。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绿色、可再生能源成本比传统化石能源成本要高，高出来的部分是绿色溢价，这往往是因为传统化石能源没有承担全部碳排放的成本。降低绿色溢价一个方式是提高碳排放的成本，增加使用化石能源支出的成本——通过对环境影响以及碳定价的机制，可以让人们更清晰地认知自己使用能源时候的“环境成本”，进而让人们更加谨慎地使用不同类型的能源。

国际上通过碳定价及碳市场的调节促进能源低碳转型有成功经验。比如在欧洲，有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借由碳市场等机制，使用化石燃料、产生排放，必须为此付费。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加速能源转型的过程中，“问题的核心在于人们不愿采取积极步骤解决问题”，正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看法，我们要做的就是创造一些奖励机制来解决问题。就此而言，碳定价是一组解决方案中的其中一个好办法。人们可以对碳排放进行定价，也可以分配能源，鼓励采取其他手段⁷，包括可通过一定的机制对燃烧碳基燃料（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征收的费用，由公营机构规定排放者为排放一定量温室气体所需支付的价格。“我们必须为经济制定一套架构，鼓励以无害方式赚取利润。”保罗·罗默在《瑞银诺贝尔视角》专栏中解释。

以中国为例，作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中国碳交易市场自2021年7月启动上线交易，目前年覆盖超过50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推动“双碳”目标的实现发挥了积极作用。未来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包括对形成价格机制的激励等。同时，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也在暂停6年多后重启加速，并已经搭建完成全国统一的自愿减排注册登记和交易系统，其与全国碳市场二者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中国的碳交易体系。

通过碳定价市场机制的激励，可以引导更多资本投入气候变化领域。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23年报告，全球能否成功将升温控制在2℃以内很大程度上在2030年前就能得到确定。为实现这一转变，全球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瑞银估计，到2030年，全球气候投资需要增长3-6倍，才能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度以内⁸。对此，全球的减碳不能停滞，要善用合理的激励机制，给碳定价，发展碳交易市场。在中国，作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重要机制，碳市场的建立将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碳排放，引导更多企业关注节能减排，并助力优质企业通过节约出来的排放配额转化成碳资产，在市场上售卖以获取收益，实现正向激励循环，加速能源转型及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近日，在全球瞩目的APEC峰会上，可持续发展议题成为热议主题，中美两国发表了关于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危机的阳光之乡声明，激励和引领了国际社会投入更大热情和决心进行气候合作。“随着我们更着眼于气候变化，可再生能源的价格已经下降，人们正在改变生活和饮食方式，所以事实上，我们有能力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及将暖化限于1.5度的目标，可能比想象中容易，更可能成为人们真正爆发创造力的基础，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美好。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瑞银诺贝尔视角》专栏中最后如此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