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能源革命，都会带来生产力的飞跃。远的不说，近几年页岩气革命促进了美国能源独立，能源价格出现下降，油价、工商业电价已低于中国，极大地提高了其制造业竞争力。这对于长期依靠低成本优势发展制造业的中国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压力。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离不开充足、廉价、清洁、安全的能源供给。中共十八大提出了“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成为解决中国能源问题的重要指导思想。所谓革命，不仅指能源技术上的进步，也包括能源结构、能源体制、能源安全观念上的重大变化。
　　中国能源结构面临重大调整，需要早日走出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人类能源利用史大致经过了薪柴时代、煤炭时代和油气时代，这一发展历程基本体现了能源优质化的过程。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油气占59%，煤炭占29%。OECD国家早已进入油气时代。而中国油气消费占一次能源的22.4%，煤炭则占70%，仍然处于煤炭时代。
　　煤炭的大量使用，给我们带来生态环境恶化、运输压力加大、安全事故频发、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等一系列问题。中国煤炭的高效清洁利用在世界上达到较高水平，但受水资源和经济性的制约，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已经有限。中国要成为现代化大国，不论是提高用能效率，还是建设生态文明，都不能停留在煤炭时代，应同发达国家一样，普遍用上优质、清洁、方便的油气能源，实现能源利用的代际更替。
　　要实现能源结构的革命，离不开能源安全观念的转变。当中国准备从煤炭时代进入油气时代时，一个普遍的担心是，石油对外依存度提高会危及能源安全。事实上，中国一次能源的自给率高达90%。石油进口量和进口依存度与能源安全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国际上也无类似标准。
　　中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就对国际格局作出了判断：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随着冷战结束，担心中国与某大国爆发全面冲突从而中断外部石油供应的假设，在可预见的未来很难成立。欧佩克对石油供应的控制力继续减弱，美国走向能源独立，世界石油产能总体供大于求，石油供应方出现多中心格局，这都为中国扩大石油进口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当然，油价大幅波动、能源通道的安全风险仍然存在。面对这些问题，靠一个国家单独解决是十分困难的，需要我们将维护石油安全的思路从个体安全转向集体安全。只有通过参与全球治理，有效维护全球和地区石油安全，才能从根本上维护本国能源安全。
　　能源革命也体现在能源体制的改革上。中国能源面临如结构不合理、煤电矛盾加剧、用能成本上升、节能减排压力加大等诸多问题，这主要不是资源禀赋不足或生产能力不够造成的，而是因为现有能源体制脱胎于传统计划经济。相当一部分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的能源产品，仍由政府部门制定产量计划、决定产品价格；新上项目、市场准入需要有关部门批准；能源企业政企不分，有的垄断企业仍在代行政府职权。
　　从双轨制走向充分竞争，这是能源革命的应有之义。当前，中国正在进行能源机构改革，新能源主管部门面临职能转变的重大任务，需要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要求的能源政策；同时也须警惕路径依赖，防止循着行政审批的路子进行能源管理。
　　从根本上看，能源革命体现在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幅提高。能源技术的更替与IT技术、生物科技不同，一个更新周期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旦用能设备形成存量，靠改进管理进行节能的潜力有限，除非进行重置或技术改造。
　　比如，中国的煤炭70%通过锅炉燃烧消耗，大规模提高能效最根本的办法是物理改造，以大代小（用大锅炉代替小锅炉）、以高代低（以高效锅炉代替低效锅炉）、以集中代替分散、以热（冷）电联供代替单独供热（冷）。中国工业用能超过能源消费总量的一半，工业企业能效的提高在大部分情况下要靠增量调整，而不是存量调整。
　　近年来，中国新建的重化工项目生产规模较大，能效可达到或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出于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考虑，相关部门笼统地将高载能工业冠以“两高一资”，设置种种准入门槛。相反，对大部分小规模、低效率、技术落后的耗能项目则任其存在。
　　中国要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应当转变那种过度控制总量而牺牲效率的做法，将先进用能技术与新项目建设、旧装备改造结合起来，通过大力发展先进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从而实现用能技术的革命。■

范必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特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