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只要住在北、上、广、深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你就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大城市病”的各种症状，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公共资源匮乏、浮嚣横生……
　　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憧憬那“桃花源”般的家园。然而，在信息和知识经济崛起的时代，难道我们真的只能与一座居者乐业，业者乐土的理想城渐行渐远吗？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的年代，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和经验。亡羊补牢，今天的中国已经拥有一定的资本，所积累的积弊沉疴也已经足以触发反思和革新，呼唤合理自然的城市发展道路，发展新资源经济，在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之间寻求平衡，实现和谐转型。

　　城市发展不能承受之重

　　在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80%以上的中国人仍然延续着祖先几千年来的生活方式，在“阡陌交错，鸡犬相闻”的乡村，过着田园牧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此后三十年，伴随改革开放和经济腾飞，中国经历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镇化历程。
　　2012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2.6%，城市人口超过7亿；预计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仍将以每年0.8%—1%的速度推进，到2030年，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2/3。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GDP增长速度则提高0.7个百分点左右。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基于当前的发展态势，中国经济依然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水平，而稳步城镇化仍被寄望于是继续推动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
　　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过分依赖于资源消耗，付出了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中国的资源环境代价占国民收入总值的比例高达9%左右，大大高于其他国家。
　　城市是经济和产业活动的主要空间，也是资源消耗和环境负荷的主要载体。中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占有6.5%的国土面积，承载力29%的人口，创造了60%以上的GDP。在粗放式发展模式下，城市每天消耗大量的能源和水资源，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废弃物和污染物，导致城市环境质量面临严峻的挑战。
　　可以预计，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失衡问题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中国城市的发展。在确保经济稳步增长的同时，如何保障能源安全、减少资源消耗、维护人居环境的可持续性，改善公众生活品质，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核心议题。

　　堵还是疏？

　　在“大城市病”的挑战之下，如何治理，该堵还是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城市开始了对城市规模人口的控制，然而这不啻为一种“堵”法，并不能解决当前的人口规模和发展模式给城市带来的压力。
　　经济学家周其仁也曾指出，“经济聚集”甚于“人口聚集”，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程度远高于其他城市的时候，就无法阻止人口向这些地区聚集，正如古语所言，“人往高处走”，这也是世界上频频出现超大都会的深层原因。
　　更好的办法，则是“疏”，让城市的功能区划更加合理，从而引导城市人口的流向。在世界范围内，这样的城市转型不乏成功的先例。
　　东京可谓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但是，只要身临其境，依然能够感觉到一种忙而不乱的秩序感，其过去数十年的改革，可谓城市转型的成功典范。
　　20世纪中叶的东京，由于经济功能、政治功能和大型制造企业管理的过度集中，造成东京用地紧张和土地价格攀升，交通和环境压力也持续增长，与今日的北京如出一辙。为解决上述问题，东京于1958年、1982年和1987年分步骤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使副中心和中心城区一起承担起东京的城市功能，逐步形成多中心多圈层的城市格局。
　　在转型过程中，东京重视交通网络体系的建设，依托各交通枢纽将各副中心串联起来。然后再以各副中心为起点，修建众多呈放射状、向近郊或邻近城市延伸的轻轨线，在线路末端发展新的中小城市和工业中心。日本政府还在税收等政策上向副中心、新城倾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城市人口向这些区域流动。城市格局的改变，使得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相对得到缓解。
　　中国的大都会也一直在试图借鉴海外经验时，但是如何学习和复制其核心推动力，仍然还需要积极探索。在北京周边原本依照“卫星城”规划的区域，并没有真正成为城市功能分流的中心，反而成为了上班一族聚集的“睡城”，这些人群的定时定向转移，进一步加重了交通的压力。

　　新资源经济助力城市发展

　　这种现象的发生，并非个案，究其原因正在于没有触及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当一座城市以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经济支柱时，带来也必然是一定区域内的人口高度集中。因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大城市病”，还需从深层结构入手。
　　例如伦敦，这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城市，曾历经工业化进程的各个阶段，也曾深受旧经济模式所带来的一系列困扰，如空气污染、交通拥堵。但是，其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经济模式变革，为这座城市向宜居之城转变，找到了真正的解决方案。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伦敦开始实施以银行业等服务业替代传统工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成为全球第一大国际金融中心。进入21世纪，伦敦积极发展创意产业，位于伦敦东区的霍克斯顿临近剑桥大学，聚集了500多家创意企业和大量优秀的创意人才，是世界著名的创意产业园区。城市曾经面对的众多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问题，随着经济结构转型的完成得到了相应的解决。
　　尽管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都经历过转型的阵痛，但是相比而言，中国的问题更为严重也更为复杂，而改变才刚刚开始。
　　埃森哲首席全球区域战略及运营官唐大卫认为，要解决城市发展中存在的失衡问题，需要“革新性的宏观政策引导，包括实现跨部门和跨区域合作；确保资源高效配置和利用的市场机制，包括建立多元融资渠道；以市场价值为导向的科技进步，帮助大幅提高生产力；创新的人才战略以提高劳动者素质，帮助城市产业升级；优化资源管理，实现城市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但是，城市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而且每个城市的资源禀赋和发展基础都不同，这些决定了城市转型道路的选择必然是独特的，同时是多种方式的有机结合。
　　在城市转型中的关键是改变经济发展的模式。 “新资源经济”概念的提出为城市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新理念。“新资源经济”是指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制度创新，实现低资源消耗、低环境负荷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目标是促使经济增长、资源过度消耗和环境恶化三者脱钩，提高生产效率和增长质量，以更少的资源消费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一项埃森哲最新研究显示，中国城市在三者脱钩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空间可以提高，从城市规模、产业结构到信息技术水平，都是可以探寻背后的规律、设定量化指标、寻求战略解决路径的。
　　国家发改委城市与小城镇研究员易鹏认为，人们都有积极建设生态城市的意愿，但如何建设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生态城市必须要可复制、可推广，因此更需要市场来推动，而不是政府主导。他说，建设生态城市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政策，二是技术。在节能低碳和生态文明时代，中国必须要有一些原创技术的贡献，也要借鉴欧洲国家的技术和经验。但最关键的仍是要有一个宽松的土壤和氛围，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多作用。
　　当前，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重中之重莫过于选对方向，唯如此，我们才能期待20年后的蓝天白云与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