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转型的前提

　　珠三角模式曾经引领中国经济的潮流，但近年来产业结构矛盾、土地和资源环境约束日益突出，“劳动密集、低端产品出口”的“世界工厂”形象备受诟病，珠三角模式呈现颓势。全球经济危机，愈加揭开这种模式的弊端。2009年，迫切的转型步伐在此背景下起步，尤显沉重而艰难。步入2010年，珠三角各种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依然有待理顺，营商环境尚需完善，自上而下酝酿久有年头的珠三角经济转型，在近忧远虑的夹击下，破局仍难。

　　《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规划发展纲要（2008-2020）》（下称《纲要》）酝酿多年，终于在2008年底成形，于2009年开始实施。方案由国家发改委制定出台，内容包括粤港澳合作、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以及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等诸多内容，核心便是产业的转型升级。

　　但这次以政府为主导的转型，开局并不顺利。

　　珠三角产业转型可追溯到2005年3月，时值经济上升期，企业升级的动力被消解于无形。直至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履新后，“广东下一步该怎么走”的命题再度高调提出，并于2008年5月底开出两大“药方”，其一为“粤港澳更紧密合作”方案，其二就是“双转移”战略，亦即为人熟知的“腾笼换鸟”策略。

　　所谓“双转移”，意指将珠三角传统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至粤北及东西两翼地区，促进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降低珠三角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给珠三角地区腾出空间，吸引先进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进驻珠三角。

　　方案对九大传统劳动密集型及资源依赖型行业的73类产品制造商下达了“逐客令”。此外，方案有关产业用了“鼓励转出”的字样，而执行中广东省政府将各地执行产业转移及承接转移的情况列入硬性政绩考核范围内，带有强烈行政命令色彩，但执行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2008年，珠三角共关停、搬迁加工贸易型企业4900家。东莞厚街镇厂房空置率一度高达25％。“由于金融危机，‘旧鸟’走了，‘新鸟’却没有飞来。”广东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珠三角欲大举转型之时，全球金融危机来袭，各方措手不及。2009年，中国经济的主流是“保增长”，尽管广东政府转型的初衷不变，但显然与中央意图和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标准相左。

　　东莞或深圳龙岗区、宝安区这类制造业密集的地区，2009年“保增长”的压力已压倒一切，地方官员变成了“救火队员”，对落实《纲要》及探索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问题而“难以顾及”。

　　在危机压力下，企业转型动力同样欠缺。大量在“世界工厂”模式下生存的珠三角企业，挣扎在生死关头。在传统模式尚存一丝利润空间的情况下，企业大多宁愿守成。况且转型涉及资金、人才、管理等诸多因素，珠三角无意转型的企业占据主流。加之当地官员与当地企业利益关系密切，转型缺乏最直接的外部推力。

　　一时间，在“保增长”与“产业转型”的矛盾面前，是否推进转型陷入辩论激战。以大多数学者和广东省政府为代表的一方认为，“经济下行正是转型最好的时机”；以企业和地市级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另一方则坚持认为，“危机时刻生存比转型更为重要”。

　　那么，在普遍预期经济复苏的2010年，局势又将如何？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严重损害了珠三角长期赖以生存的外部市场。尽管世界经济开始复苏，外部需求逐渐提升，但往昔的“盛况”一时难以恢复，越发显露出珠三角模式的短板，让人看到依赖外部市场的发展模式的弊端，转型已势在必行。2009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为2010年中国经济发展定了调子，即“促转变”，扩大内需。

　　不过，在2010年财政和信贷支持力度减缓的背景下，现实中，“保增长”很可能还是各级地方政府的第一任务。东莞一位不愿透露名字的官员称，今年在空间宽松的信贷政策下，该市GDP增长仅5％-6％，居广东省末位。明年东莞仍将以“保增长”为重，优化经济结构仍不得不排在第二位。这意味着，2010年转型之路仍将部分重复今年的步伐。

　　此外，严重的企业转型动力不足的问题，将极大地制约新一年转型战略的推动。当金融危机日渐淡去，政府表示“经济好，订单回暖，广东省最困难的时间都过去了”。企业将此直接解读为最新的政策信号，即“不用转型，出口复苏，还有太多退路”。

　　地方政府和企业“不思前行”的痼疾，很可能使珠三角在2010年因经济复苏而陷入新的僵局。

　　作为此次转型最主要的推动者，广东省政府始终竭力图变。面对“双转移”实施的实际困境，2009年7月，广东省委十届五次全会上，省委书记汪洋称“不强求一律，不强迫命令”，要把就地转型和异地转移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两种最主要途径来抓，其中珠三角要以“双提升”——即提升产业竞争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为重点，而粤东西北地区要以“双转移”为重点。

　　从“双转移”到“双提升”，在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东莞特约研究员林江看来，并没有实质差别，仅是提法策略的讲究。“由于地方政府阻力大，因此广东省政府暂时淡化‘双转移’的概念。”

　　无论“腾龙换鸟”的“双转移”，抑或新提出的“双提升”，珠三角转型别于其他地区最重要的“撒手锏”则是粤港澳合作。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原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庆勇曾撰文指出，粤港澳三地经济体如能实现市场制度和经济管理的对接，一体规划，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有望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都市圈。

　　现实中，虽然三地在地理上、市场上天然混成一体，亦早有联合之意，但港澳与内地的体制依然在“一国两制”框架内，经济一体化涉及的诸多决策、分工、协调、保障等根本性工作，在“两制”隔阂下难以有效推行。

　　正如黄庆勇指出的，粤港澳三地合作事宜须从国家层面强力统筹安排，否则单靠三地自行协商难成大气候。珠三角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廉也指出，粤港澳合作因为体制上无法对接，目前有进退维谷之意。

　　即便在“一制”内部，各方关系也多有未理顺之处，包括在各地政府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政府和公众之间、民企和国企之间，各种利益牵扯一起，错综复杂。比如珠三角经济一体化，必然涉及各地政府之间的统筹安排，可是在彼此财政独立的情况下，如何协调尤为困难。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民众期待的珠三角大年票制，本在2009年就已经着手进行，但由于各地政府之间的利益协调，按规划必须到2012年才能真正实现。

　　归根结底，产业转型需要资金和政策的推动。对于珠三角地区，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资金已不是难题。如果政府能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政策和税收政策，让企业看到转型之利，无疑比行政命令效果更好。但目前这场转型由政府自上而下发起推进，导致很多政策设想与市场效果无法吻合。因此，在涉及由市场自行解决的领域，政府应该从中退出，让市场来自行调节。

　　珠三角发展研究院院长王廉提出，当前形势下，政府该出台的政策应有三类，一是普惠政策，针对大多数企业；二是重点政策，扶持能解决大量劳动就业的企业；三是特殊政策，扶持高新技术类的产业。

　　另外，营商环境的改善，也是2010年应该重点考虑的课题，比如营商成本、港口建设、土地价格、法制环境、透明度、便利程度等。广东是靠民营经济、尤其是港台投资撑起来的，但最近几年里，港台商人认为广东的营商环境变差了，更愿选择在长三角地区投资。

　　广东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丁力坦言，自己对“双转移”还是“双提升”都已毫无兴趣。

　　“转型涉及利益的调整，利益关系不理顺，谁都跟你拼命，转型最终只是一个空调子。”他表示，转型成功的前提是机制的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反腐败机制等。

　　这一前提显然不限于珠三角。在2010年，珠三角能由此突破而再度成为中国改革先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