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诊“转型中国”

　　　十余年前，已近古稀之年的经济学家吴敬琏，用《双城记》中的段落描述走过20年改革历程的中国。“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弹指一挥间，21世纪迈过第一个十年。这位经历中国经济60多年风风雨雨的老人，已迎来他的80岁生日。此际，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似也指日可待。在全球经济萎靡不堪的2009年，中国经济仍然保持了8%以上的增速。但吴敬琏对此仍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冷静。

　　眼下的辉煌掩盖不了一个尴尬的事实：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基础已不复存在：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价格全面上升，而外需在全球金融危机打击下已经难以恢复原来的水平了。未来增长的路径在何方？

　　“我们出现了一种赛跑的状况：一方面我们在迅速地奔向天堂，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奔向地狱。两种趋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十年来这个赛跑的态势是什么样呢？应该说，两方面都有进展, 还是胜负难分。”在其80岁生日的国际研讨会的主题报告上，吴敬琏如是说。

　　中信《比较》在1月26日、27日主办的这个题为“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的学术研讨会，被许多人寄予厚望。当此中国改革推进日益艰难之时，结构日益失衡的中国经济遇到了全球金融危机，种种弊端显露无遗。而这正被许多经济学者们认为是改革不到位的必然结果，只是迟早的差别而已。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因此毕现。从集聚改革呼声、凝聚改革力量、汇聚改革智慧的作用上看，会议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为吴敬琏祝寿的初衷—而这或许也是吴本人所乐见的。

　　用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的话来说，此次研讨会是“群贤毕至”，既有和吴敬琏共同探索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同事和后辈——如张卓元、赵人伟、周小川和楼继伟、李剑阁等——大多数身居中国经济研究或决策要职，也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斯金、国际经济学会主席青木昌彦、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等国际知名经济学者。会议的议题丰富而主题集中—与会者的结论惊人的一致：进一步推进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惟一出路，此举不容拖延。

　　如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所说，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改革步伐明显放缓，中国进入了“改革疲劳期”。此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转型的诸多深层矛盾，或为中国的改革注入新的动力。

　　与会中外经济学家对中国下一步改革达成了高度共识。那么，从何做起呢？

　　转型关键：长短期矛盾的平衡

　　2009年，中国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不过凭借宽松信贷和大规模政府投资，中国经济最终“保八”成功。然而，强劲的反弹并非危机的结束。

　　招商局董事长秦晓断言，刺激经济快速反弹的猛药是有代价的。从短期看，它增加了“后危机”管理的复杂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最终需求不足和产能过剩造成的通缩压力与流动性过剩引起的资产泡沫和通胀预期并存；从中长期看，长期失衡和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进一步恶化。

　　与会不少专家认为，即使没有全球经济危机，中国经济也必然存在一个调整的过程。中国过去以出口为导向的战略是一种小国的战略。而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总需求萎缩，很难支持中国的出口规模。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中国大幅增加了政府投资，更增加了调整的难度。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平衡中长期的增长策略与短期措施之间的矛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姚洋称，“保八成功，说明政府投资很管用。但这可能导致盲目乐观。或许，这只是危机开始的时候。”

　　姚洋的担心在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改革滞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未根本转变。由于政府掌握巨大投资，对增长速度的过分关注，诸多投资偏好资本密集型企业，加剧了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

　　在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看来，当前最大的危险，是短期的权衡代替长期的机制建设。这一矛盾在社会保障制度的设立、城市化路径、资本账户如何开放等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中国如能着眼于长远改革，不以短期措施替代中长期改革，还可以有20年的经济增长空间。”楼继伟说。

　　加速城市化：增长的新支柱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在研讨会上指出，2010年“最为可喜的是，在推动城市化发展的问题上各方面终于获得共识”，城市化将是“中国短期宏观经济政策和未来中长期政策的重要结合点”。

　　事实上，多数与会专家都认同进一步推进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有利于消化过剩的生产能力。同时，农村人口成为市民，也会带来对耐用消费品的巨大需求。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称，今后中国的投资，应当由以工业化为主导全面转向以城市化为主导，此举会同时解决消费需求不足和居民收入增长偏慢等问题。

　　在城市化的模式选择上，刘鹤认为，由于大城市进入门槛日渐提高，简单的大城市发展模式走不下去，而遍地开花的中小城镇也造成土地资源大量浪费、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他更倾向于加快建设城市网，借由城市间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在这一模式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更多提供市场和就业机会，而中小城镇则为转移人口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虽然中国城市化速度非常快，但却是“半截子的城市化”。按常住人口统计来看，目前城市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是46%，但是非农化率（不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只有33%，两者之间还有13个百分点的差距。

　　对如何加快推进城市化，刘鹤认为，短期看有数项政策，首先就是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廉租房制度改革，让新一代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其次，要尽早规划和启动“城市网”公共工程建设，实现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第三，要建立地方政府发债制度，适时推出不动产税，为城市化提供资金。第四，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基础教育，并完善劳动者培训制度。

　　刘鹤甚至认为，中国加速城市化和发达国家的高技术扩张是未来2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驱动力。“只有共同维护和创造中国的巨大市场，才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正解。”

　　但是，也要谨防城市化的误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约束下，地方政府很容易把城市化理解为“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因此要警惕地方政府借机圈地，强化“土地财政”的弊端，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利。

　　缩小收入差距：促进消费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报酬占比及居民收入占比都大幅下降。国民收入分配开始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不但积聚了社会矛盾，更抑制了居民消费。2009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并将此视为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研究发现，一些高收入群体规模巨大的灰色收入难以计入官方统计，中国的贫富差距可能比官方数据显示的问题还要大。

　　对于收入差距的扩大，有人认为是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因此工资总被压低。进而有专家建议，应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完善最低工资制度”。

　　另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劳动者与企业工资谈判能力下降或者缺失，未来应设法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谈判能力。因此，有人建议“推行区域或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经济系主任白重恩指出，当劳动与资本的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就有可能加大资本投入，譬如购置更高效的设备，来减少员工数量。而如果工人就工资水平和雇佣员工数量与企业谈判，只可能在短期内增加劳动收入。

　　长期来看，处于竞争性行业利润较低的企业，将逐渐退出经营，就业机会将随之减少。对于能够维持经营的垄断性企业而言，集体协商工资的结果则是拉大了垄断企业员工和非垄断企业员工原本就已存在的收入差距。

　　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将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首先归咎于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主导的增长模式，使分配向资本倾斜。因此，要改变收入分配格局，首先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把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放开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价格。

　　白重恩对此表示赞成。他认为，比之工业，劳动收入在分配中占比更高的服务业发展滞后，是造成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而服务业税负过高，准入限制过多，是影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他建议减少服务业的行政垄断和税负，通过促进服务业的发展，提高劳动者收入份额。

　　而针对企业和政府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断增加，白重恩建议增加国有企业分红，用于充实社保基金，从而降低居民的社保缴费比率。

　　王小鲁指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的扩大，正在造成尖锐的社会冲突，使中国面临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危险，必须改革现有土地制度和财税体制。

　　政府良性治理：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进入2010年，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出口国，有望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还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规模最大的市场。一个拥有13.4亿人口的大国，如何在经济增长中重塑大国治理框架，是对人类理性和想象力的巨大挑战。

　　与经济领域的高歌猛进不同，中国的大国治理框架并不明朗，诸多深层矛盾亟待解决：在开放的世界中，一个拥有近8000万党员的执政党与多层级的政府如何分工、合作？由传统帝国演进而来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如何适应经济分权和财政联邦制的需求？

　　在传统认识中，这是政治学研究的范畴。但是，随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随着比较制度分析理论的深化，经济学家越来越关注制度条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经济增长本身也会影响一国的政治体制乃至价值观体系。

　　在此次研讨会上，国内外学者对此有诸多深入而丰富的讨论。

　　许多学者认同，1994年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实行了分享税收的体制，这激发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热情。而这又导致更多的地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改善了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提高了地方的行政效率，这在县级政府层面尤为突出。

　　但是，经济分权的发展，也使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由于党政官员政绩考核主要基于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等经济指标，这导致地方政府把追求经济增长当作终极目的，忽略教育、医疗、社保、扶贫等公共服务的提供，甚至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

　　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在激烈博弈。这种博弈多围绕土地要素、主要税种而展开。由于中央政府难以搜集有效的信息对地方政府实行绩效考评，而地方人大又难以有效监督同级政府，这就使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权力日渐膨胀。权力缺乏制约，权力参与分配，被认为是中国腐败多发、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

　　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楼继伟指出，中国现有的地方分权模式亟需改革。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诸如司法公正、资源的交换、环境的保护，这些全国性公共产品必须由中央政府提供。但中国目前是由地方政府来管，造成诸多问题。

　　香港大学教授许成钢指出，中国治理结构的核心是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核心要点有二：一是人事制度的高度集权，二是地方经济的高度分权。这种治理结构激发了地方之间的竞争和地方性改革试验，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

　　但也产生大量的问题，比如污染环境、侵犯权利等。这些问题越严重，矛盾越尖锐，就会危及社会稳定。出路有三个，一是重新设计地方政府的政绩指标；二是把政府与企业活动分开，减少地方政府的事权；三是司法公正和新闻自由。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钱颖一在评价前国际经济学会主席、哈佛大学教授科尔奈教授的书面发言时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把自由、民主等视为工具，忽视其内在价值。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必须重建对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价值认同。经济自由就意味着创业自由，意味着人的创造力的解放。

　　秦晓呼吁，在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动力的基础上，还要重启“改革议程”。也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市场化改革，发展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和和谐的市场经济。中国应该从“发展型政府”、“公司型政府”逐步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吴敬琏总结说，中国向何处去，回答这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在他看来，要建立“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推进四个方面的改革：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地对待不同的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中国还是要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说，尽管全球金融危机对经济学家解释世界的能力提出了挑战，经济学依然可通过深入发掘常常与直觉相反的经济规律，对人类认识和分析问题、设计和制定政策提供宝贵的理论知识和经验知识。

　　目前正是经济学应当发挥作用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