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人

　　名重于世的德国哲学，必是在德国人以本民族语言自由思考的时候创造出来的。而德国哲学中的德意志精神，始终与人密切相关。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人自由的真正体现。马克思则相反，说只有消除国家，人的本质才能真正恢复。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在19到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的社会意识在德国成熟起来，以两次世界大战的崩溃画面为结局，世界开始重构，而德国人在反思历史的过程中则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暴力运动，经济在动荡中重建。公民社会成形，德国人的工业制造传统以其“坚持不懈地追求自己的目的”而被世界接受。每一件“德国制造”，注入其中的品质、那强有力的生存意志，正是作为自由的人的精神，冷静思考，付诸实践，展现一种事物本应具有的品质。这也是德意志人在众多方面所注重的品质，与任何有能力创造一种伟大文化的民族一样，正是他们的理智与反思使其卓尔不群。

　　艺术家：历史在他们手中融化

　　现代人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他们前面的历史演进总是出乎意料。

　　黑格尔说：“人们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他们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教训。”他说对了。似乎总是乐极生悲，一战结束时，巴黎和会上的元首们额手称庆道：“人类再也不会发生如此残酷的战争了！”然而纸醉金迷不过十年，金融危机席卷各国，接下来的十年则被二战前的阴云完全笼罩，人们指责政客、军火商、野心家，但裹挟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只是劫难中的微尘。1944年的海因里希•伯尔因为厌倦战争而当了逃兵，躲在科隆附近的山中，那时他最好的命运就是等着被美军俘获，这桩美事后来真的降临到他头上，否则，德国战后的废墟文学就得重找一位旗手，德意志更将少了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就在伯尔开始系统写作关于战后德国反思的小说时，基弗诞生在法德边境的一个小城—多瑙艾辛根，他与巴伐利亚人法斯宾德同岁，他们都经历了动荡的20世纪60年代。法斯宾德在他37岁的生命中拍了几十部电影，短短9天只花五万马克就拍出了《卡策马赫尔》，《爱比死更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而此时的基弗正在杜塞尔多夫跟从他的老师—著名的“艺术巫师”博伊斯学习，并且已经举办了第一次个展。博伊斯就是在杜尚和安迪•沃霍尔之间找到了第三条路的那个人，既不是完全化于无形也没有跟人民打成一片，而是在某种神灵般的召唤下做出一次次惊人之举，把一磅油脂放在椅子上、跟狼在一个笼子里关几十个小时，天知道基弗能跟他学到些什么！

　　基弗跟他的老师学到的，可能就是永远不要跟别人学任何东西。就像格拉斯的《铁皮鼓》充满了严肃的吵闹和无聊的困境一样，伯尔永远不可能那样写，他在对待严肃的社会问题时就像一个没有胡子的鲁迅，但这也不妨碍有胡子的格拉斯再拿一个诺贝尔奖，尽管有点迟。基弗早期的行为艺术已经比博伊斯玩得更狠，他直接拿纳粹做起了文章，穿着纳粹军装出现在各大欧洲城市里行举手礼，并将这些照片在德国展出，他的画也是以第三帝国时期的标志性建筑为原型，除了油彩，他还将自认为有所隐喻的各种材料施于画布之上，虫胶、钢铁、灰烬、石子、沙子、稻草、玻璃等等，画幅巨大，第三介质的突显加强了这些遗迹的荒诞感。是啊，基弗所做的这些有点像今天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各位，你们感受一下。

　　1982年6月，法斯宾德死在床上，嘴上叼着一支烟，他一直过着慢性自杀般的生活，烟酒，无规律作息，吃完兴奋剂再吃安眠药，那时也还没有“NoZuoNoDie”这句“警世名言”。那是天才们在天才辈出的年代的标准死亡方式，比如1971年死在浴缸里的吉米•莫里森、皇后乐队的丘默里，而直接自杀的更多。还有少量遇刺，比如列侬，你可能留意到此类事件多半发生在粉丝众多的影视歌坛，而基弗所在的美术界则没这回事，博伊斯活到1986年65岁时去世，伯尔早他一年，都算善终，只是他们都不知道柏林墙很快就要倒掉了。

　　特立独行、坚忍超群、真诚和理性，然而，有多少正面的情感，就伴随着如许逆向的阴影。基弗继续画他的历史，这一次他进入中世纪的宗教迫害题材，仍是大幅作品，在画布上使用雕塑手法。人类历史上对不同信仰者的杀戮，在画面语言中仿佛一次次显现，这就是《圣像破坏之争》，基弗从单纯的对纳粹的反思进入到对整个人类意义的追问：人为何崇拜偶像？又因何在坚持与反对中互相攻击？破坏又造就了什么？

　　是这样的思考使基弗成为“新表现主义”最重要的艺术家。两德统一后，欧洲也随之一体化，德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柏林也因其丰富的教育资源和自由的空气而提升为欧洲的第二心脏，但人们向历史提出的问题并未因经济联合而消失。1999年，格拉斯成了20世纪最后一位获诺贝尔奖的作家，他被称为“德意志的良心”，他热衷于对当今社会的流俗观念表示不爽，有点像勃兰登堡门底下的“看门人”，背负着历史，用古怪的眼神向今天作证。基弗的所为异曲同工，甚至在不朽的程度上可以与上述诸人并列而坐，但是诺贝尔先生好像忘了设一个艺术奖。

　　政治家：从阿登纳到默克尔

　　安格拉•默克尔是一位新教牧师的女儿，在民主德国度过了生命的前36年。看过多纳斯马执导的电影《窃听风暴》的人，都会对那个时代的压抑气息印象深刻。20世纪70年代默克尔是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生活中亦无浪漫色调。第一次婚姻失败之后，她与一位化学家再度结合，这次一切都稳定了，物理学家每天早晨起床后为化学家准备早餐，然后出门去管理他们的国家，这就是从2005年一直延续至今的德国第一家庭定律：一位强硬的政治家喜欢家庭生活，这一点也不矛盾。

　　自从奥托•冯•俾斯麦(德意志的首度统一归于此公名下)以来，首相或总理大臣就成为真正的实权人物，这个昔日帝国此后也分分合合，在20世纪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中心。而真正缔造现代德国的，则是康拉德•阿登纳，他是基民盟的创始人，联邦德国第一任总理并在这一职位上待了14年，当然是连选连任。

　　阿登纳是一位强人，冷静，理性，坚定，在废墟上重建国家经济，恢复内政外交，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经济奇迹。这位1953年度的《TIME》风云人物在79岁时，以惊人的酒量对抗赫鲁晓夫15次祝酒，尽管他知道后者杯中是白开水。那一代政治家的严谨与刚直，恪守价值观，在阿登纳身上体现得近乎完美，尼克松的回忆录中对他的描述是：他能把自己深刻的精神信念化为有效的政治行动的基础……他的政治观是把保护个人自由与尊严作为最高职责，这也是德国经济奇迹的核心。在默克尔与阿登纳之间，还有勃兰特、科尔、施罗德数位总理，勃兰特带来福利制度，科尔推倒了柏林墙，施罗德则消解了两德统一带来的经济压力，而今德国经济继续强劲，默克尔这位表面上不苟言笑的女总理仍与阿登纳一样，将保护个人自由与尊严视为最高责任。

　　但实际上，就像阿登纳有本事同时逗笑两个死对头艾森豪威尔和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样，默克尔也有过人的幽默感。当然作为一个女性物理学家，她总是在讲笑话时自己先笑场不止，于是在听众中就会接连出现化学反应般的笑声，至于原本要讲个什么笑话，其实都不太重要了。

　　超级明星：最佳主帅的战争

　　尤阿希姆•勒夫威震德国足坛14 年，看起来倒不像其他退役后执教的球星那般沧桑。他作为球员在赛场上一共踢进了88个球，而且大多是在德乙联赛上，但在执教德甲斯图加特队之后，37岁的勒夫带着他的“三驾马车”博比奇、埃尔博和巴拉科夫勇夺1997年德甲冠军，这位生于1960年的锅炉工的儿子，正经历着德国足球的黄金年代。

　　贝肯鲍尔率德国队夺取世界杯冠军时，勒夫刚好14岁，看到绿茵场上“足球皇帝”创造的奇迹，6次欧冠、欧洲杯、世界杯、优胜者杯、金球奖，这些激奋的画面似乎也为他打开了一条通道，不是关于奖杯或荣耀，而是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算不负此生。

　　有些人天生是帅才，也不乏大将风度，比如克林斯曼。勒夫与克林斯曼是科隆体育大学的同窗好友，在球场上，后者的运气比勒夫要好得多，但运筹帷幄，制定战术，勒夫的头脑更灵活，充满着德式实用精神。克林斯曼成为国家队主帅后，特别指定由勒夫担任助教，二人的联袂改变了德国足球的传统，中场依然强大，但进攻更为迅猛。在接替克林斯曼执教之后，勒夫终于在2014年为德国拿回了几次擦身而过的“大力神杯”。

　　这位年度最佳主帅的进攻哲学源自德国人对足球运动的天然理解，炫技与防守在这路哲学对照之下就显得婆婆妈妈和娘味十足。所以，勒夫绝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温良，天蓝色羊绒衫和时尚小围巾之下跳动的是一颗狂野的心脏，他的明星相还包括挽起袖子的白衬衫、合体的西装和随时奉送的幽默感。当然，德国队就像一支合作纯熟的硬核摇滚乐队，在强大的节奏推进中，让我们看到一个战术大师的天才布局，可能不会也不需要再出现一位“足球皇帝”了，但勒夫仍能力压群雄最终封王，因为敢作敢为的个性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尤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