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豪斯故事：向死的机械注入灵魂

　　1915年包豪斯学校开门招生的时候，瓦尔特•格罗皮乌斯不过36岁，正准备娶音乐家马勒的遗孀。一战时，格罗皮乌斯是一名骑兵军官，他的叔父设计了柏林工艺美术博物馆，父亲则是一位建筑师。立志于建筑设计的格罗皮乌斯曾在贝伦斯大师的事务所工作，早期设计作品中已开始大胆采用玻璃和钢材来构造承重墙。一战前他还参与过德意志制造联盟的诸多活动。

　　那是一个创新和技术至上的时代。1919年，德国的临时政府把首都设在魏玛。这是歌德、席勒与巴赫生活过的城市，文化启蒙运动在此发端，尼采也死在这里。但在一战后，局势混乱，包豪斯的艺术观念受到传统力量的抵制，它的学生也大多一文不名，有的靠给当地工厂干活维持生活，每天一拿到工钱就去排队买面包，因为面包的价格天天在涨。学生们还要在一块7000平方米的土地上种菜以赚取生活费，直到格罗皮乌斯用化缘来的钱开起了一家免费餐厅，并批发了一大批鞋子和衣裤提供给学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想要成为画家和雕塑家的穷学生们渐渐安定下来，而第一批重要的教员、被格罗皮乌斯委任为“形式大师”的约翰•伊顿等人也来到了学校，他们带来的是柏林的前卫艺术风潮。此后，越来越多的欧洲艺术家汇集于此，在脱离架上绘画的实践领域营建他们的艺术乌托邦。

　　康定斯基在包豪斯

　　1921年的瓦西里•康定斯基曾力图在苏联革新艺术教育，当然他失败了。这位出身于慕尼黑艺术学院的抽象派画家，与德国画家克利的艺术立场接近，而与包豪斯的校长格罗皮乌斯也是多年好友，他为莫斯科艺术与文化学院撰写的教育大纲，就明显受了《包豪斯宣言》的影响。从包豪斯那里，他意识到建筑、绘画与雕塑的全面结合是可能的。1922年，对革命感到幻灭的康定斯基来到魏玛，带着扁扁的钱包和他美貌的第二任太太，以及他的关于未来艺术形式的长篇大论。这些论调简单地说就是艺术应是各类手段结合而成的一个整体，这与格罗皮乌斯关于艺术乌托邦的想法非常接近：一座建筑，里面汇集许多人的天才与技能，合力完成一种艺术构想。这也是包豪斯的宗旨所在。

　　康定斯基来到包豪斯，讲课方式是以绝对真理的口气发言，学生们都不太敢接近他。有一名不喜欢抽象绘画的学生，交给康定斯基的作业是一张白纸，他彬彬有礼地对老师说：“康定斯基大师，我终于画成了一幅绝对纯粹的画，里面绝对空无一物。”

　　来看看康定斯基如何应对。他郑重地把这幅画立在大家面前，说：“这幅画的尺寸是对的，你想画出世俗的感觉。世俗的色彩是红色，你为什么选了白色呢？”

　　学生答：“因为白色平面代表空无。”

　　康定斯基说：“空无一物就是极其丰富。上帝就是从空无一物中创造了万物。所以，现在我们想要……从空无一物里创造出一个小天地。”

　　他拿起画笔，在白色的平面上画了一个红点、一个黄点和一个蓝点，在旁边染上一片绿色的阴影，突然之间，一幅画就出现了，这是一幅恰如其分的有所创造的画，典型的康定斯基的色彩和图形。

　　时髦属于大众

　　20世纪是一个机器崇拜的时代，连王尔德也说，所有的机器都是美的，不要试图去装饰它。人们强调物品的用途大于装饰性，在德意志制造联盟20世纪20年代的年鉴中，里默施密德为德意志工艺厂设计的一套茶具、贝伦斯为德国通用电气公司设计的风扇和电水壶，都是当时世界工业潮流引导性的作品。

　　此时的包豪斯举办了一次轰动性的展览，全德国和海外至少有1.5万人来到魏玛小城，国际名流则包括斯特拉文斯基、布索尼和建筑师Ｊ•奥德，后者与格罗皮乌斯发表了演说，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上演，放映科学电影第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慢动作”效果，在格罗皮乌斯看来，这次展览标志着包豪斯已不再是一个乌托邦概念，它有了人气和名声，关于工业设计的理论已为人所共知，下一步他要关注大规模工业生产，让包豪斯真正成为生活风格的一部分。

　　不约而同的，当时德国著名的电影导演弗里茨•朗拍摄了《大都会》，人类关于机器的狂想在镜头中不遗余力地呈现出来。不过，声名赫赫的画家奥斯卡•施莱默在接受了“形式大师”职位之后，曾给友人写信说：“他们想干的事很多，但没有钱，所以他们就玩儿上了，这个工艺学院连一台刨床都没有……”

　　包豪斯甚至有剧场课，关注舞台设计与制作，这的确很有一点异想天开，不过也证明这帮人的超前意识，剧场艺术的公共性，与包豪斯建筑的多种艺术手段合作的特点非常接近，至于合理运用新材料、简洁、少用装饰这样的格氏原则，也对舞台艺术有着很深刻的影响。尽管格罗皮乌斯并不喜欢包豪斯风格这个词，甚至否认它的存在，但大众已经接受了它。就像施莱默说的，包豪斯风格已渗透到了女性内衣设计上，“它拒斥任何过气的可能，让自己不惜一切代价保持时兴”，不过他马上又讥讽道，“这个风格到处都能看得见，不过我在包豪斯可是从没看到过它。”

　　今天人们仍把包豪斯与现代的、功能性的和线条明快的东西混为一谈，似乎它成了一切现代与时髦的发源地。但让我们记住创造它的人是怎么说的：包豪斯从不想发展出一种千人一面的形象特征，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对创造力的态度，它要的是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