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下，金融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正不断加快。数字金融服务不仅能够打破地域限制、个性化服务和推动行业市场竞争，同时也正在逐步改变着传统金融行业的运行方式。

近期闭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也明确将“数字金融”列入未来我国金融强国建设进程中需要做好的“五篇大文章”之中，可见强大的数字金融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么目前我国数字金融处在怎样的发展阶段，具有哪些特点与优势，同时又存在哪些关键发展阻碍？

11月9日下午，在以“共解全球问题”为主题召开的第十四届财新峰会期间，来自政府监管、学术界及银行机构的专家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金融数字化的关键何在？”这一主题进行了圆桌研讨。

从圆桌研讨会的话题内容来看，发言嘉宾主要聚焦金融数字化转型的时代趋势与行业特点、技术运用与数据治理、制度建设与行业监管进行展开，分享了诸多具有行业参考价值的观察与思考，其中部分创新案例更具有较强的市场创新价值与时代样本意义，对未来我国数字金融的健康与创新发展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趋势与特点

圆桌研讨期间，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当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数字化转型是金融行业发展的“必选项”。

从银行方面来看，近年来，各类银行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结合的趋势愈发明显。根据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指数研究报告，2010年至2021年间，中国264家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投入指数实现了7倍增长。其中多家银行的科技投入占收入的比重也已经超过了4%，尤其是国有大行越来越重视对数字化转型的投入。

例如，2022年中国工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投入达到262亿元，同期中国建设银行共投入了232亿元。

从整体上来看，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呈现出三个主要发展阶段，分别是2010-2013年早期手机银行、电子银行的“电子化”，到2014-2017年伴随着中国互联网金融热而生的“线上化”，再到2018-2021年的“科技化与智能化”。

数字金融的发展意义与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整个圆桌研讨会期间，与会嘉宾们也从多个角度剖析了数字金融发展的时代意义与行业价值。

一方面，金融数字化为走好中国特色金融道路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要实现金融强国的目标，数字金融强国将会是“弯道超车”的关键机遇与赛道。

与会嘉宾认为，纵观国内及全球的金融业，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优质客户服务过度，对遇到困难的成长型企业服务不足的问题。同时金融还具有放大器的功能，服务善的客户，就是放大正行正向的效应；服务恶的客户，就是放大对社会的危害。这就要求未来数字金融的发展，要努力规避过往存在的弊端与不足，实现正向的社会价值效应。

在此背景下，浙商银行在自身的业务创新中除了大力推动“数字化”的基因发展，还创新提出并植入了“善”的基因。其意味着浙商银行将以功能性为第一性，坚持金融向善，践行“善本金融”理念，推行“善标体系”，从社会价值视角去评判客户，从而为其提供金融服务。

另一方面，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质量发展场景、普惠性场景、基础性与保障性三大场景需要依靠数字化来实现价值的提升，为产能升级、普惠金融和共同富裕等提供金融助力。

除此之外，与会嘉宾还认为金融数字化发展也为近年来商业银行在获客、风控，以及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等业务方面带来了诸多效益与优势，还更深层次地有益于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等。

当然，目前国内的数字金融发展也还存在定义概念与认证范围不清，行业门槛较高等现实问题，同时就整个银行业在推进数字化发展的趋势来看，也存在诸多现实不足等问题。

在与会嘉宾看来，这种不足主要体现在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投入大，但边际增长与利润并不明显；国内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较少顾及客户问题，而偏重于追求技术先进性的目标与战略导向；组织转型不足，涉及数字化转型的制度、流程与科技人才都相对滞后。以及我国商业银行推进数字化转型的进程中，国有大行与中小型银行与大部分城商行之间，存在着较大的转型“鸿沟”，数字化转型的规模与程度存在不平衡的现实状况等。

技术与数据

谈及数字金融，技术运用与数据治理是始终绕不开的两个关键话题。本次圆桌研讨会期间，嘉宾从多个方面分别讨论了科技应用的实际效应、技术应用的误区，以及银行数据要素的治理与价值等前沿内容。

在人工智能的应用认知方面，与会嘉宾认为当前需要避免和防止陷入所谓的“技术至上”的误区。不能误认为银行的经营管理可以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与算法，银行业务的特点还是需要与大众社会生活与经济行为密切交流，防范简单化撤销物理网点，避免推行所谓员工机器化、虚拟化，忽视对员工服务意识、团队意识和共情意识的要求与培训等。

此外，在银行推进经营管理的智能化过程中，也要意识到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对银行市场竞争格局所带来的变化。商业银行虽有能力布局算力、算法模型与应用场景，但缺少足够的客户活动行为数据提升商业银行的智能决策等应用；而互联网企业则拥有银行所重视的客户活动大数据，同时也缺乏牌照与客户足够的信任，因此未来随着机构定位的进一步明确，银行之间、互联网企业之间、银行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或将推动建立新的行业竞争格局。

在人工智能技术迭代发展方面，与会嘉宾指出当前国内商业银行推进金融大模型应用整体还处在探索阶段。其中在场景落地方面，当下火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效益还并不明显。

尤其是在银行日常经营所需的客服问答方面，部分银行反馈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后的智能客服问答效应之于BOT不相上下，“并没有质的提升”，甚至基于BOT模型的决策式人工智能要比GPT生成式人工智能在智能问答方面要更具有优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时下火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就没有未来。与会嘉宾认为从金融行业的使用来看，其优势主要在理解能力、生成能力与多模态，这是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比之此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前沿优势。展望未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的广泛运用，还可能需要政府牵头整合构建的高质量金融数据、加大产学研合作构建开放应用生态，以及能够在行业应用方面形成相应的使用标准等。

在谈及数字金融另一关键的数据要素方面，与会嘉宾认为虽然当前在国家层面出台了多项涉及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与安全治理四个基础性制度与相关政策举措，为数据要素流通奠定了方向。

但对于当前的数字流通环境而言，依然需要重点解决几个行业发展的痛点：一是在高质量数据资产成为金融机构竞争的核心关键背景下，如何提升数据的质量，让数据资产发挥价值是各银行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是当前的金融机构外部监管呈现出全面、实时、自动、参透与精准的五大特征，监管的强压态势也为各银行数据质量的治理能力与数字化转型能力提出挑战；三是金融机构的数据治理也面临治存量与控增量并存的挑战。

面对这些数字治理领域的现实问题，与会嘉宾提出要从建立企业级数据治理组织架构、建立企业级数据治理规范、从数据标准、数据治理、数据安全、数据资产营运管理四个方面重点强化数据治理、运用智能化技术实现数据要素的价值提升与智能化，以及推进数据资产化共5个方面进行针对性的解决。

制度与监管

在现场研讨谈及数字金融发展的困难与阻碍时，除了科技伦理与技术风险问题外，多位嘉宾都提到了至关重要的体制机制与监管滞后问题。

从实践认知来看，金融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大势所趋，更为关键的是，转型的关键核心并不在技术与数字本身，而在于体制机制的转型与变化。

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数字化投入方面自成体系，彼此之间缺乏互通机制。具体到金融机构内部，不同业务、条线、板块之间也存在界限，这一现状与数字化时代的发展不匹配。

为此，在实践创新案例中，浙商银行按照数字化逻辑重构了自身的组织体系，成立了产品、客户与资源三大中心，试图让业务部门意识到自身才是数字化改革的主体，派驻数字化团队（ITBP），逐步探索金融数字化体制的机制新模式。

另一方面，从金融数字化的基础设施来看，也存在诸多不完备的地方，公共数据、公共技术尚无法得到充分共享。金融数字化的转型发展所涉及的数据共享、数字人民币、全社会抵质押登记标准等实际需求，还需要体制机制的改革与保障，使得公共技术、公共数据等共享问题得以统筹实现。

在谈及金融监管的问题时，与会嘉宾整体从两个方面讨论了数字金融监管的现状：一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推动了监管科技的发展，使得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呈现出了全面、实时、自动等特征；二是面对金融数字化转型愈发复杂的现状，金融监管也需要与时俱进。

与会嘉宾认为金融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监管的数字化转型，要能够实现穿透式的监管。同时还要能够在严格监管的前提下，加强对金融数字化创新的研究，为金融创新提供试验的空间。

从监管自身发展的角度来说，未来要建设金融强国，既要提高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也要把控住风险，目前风险管理依赖于能够建立常态化的金融监管机制，但常态化监管将更加依赖数字技术的运用，且需要能够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快速变化的金融环境。

但实际上，相关监管部门也面临着资金经费支撑不足，业务监管缺乏数据化、流程化与标准化等现实的掣肘。若要有效解决这些现实阻碍，提升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效应，则需要在经费支撑、产学研结合等方面着力进行升级与提升等。

本次财新峰会圆桌研讨会的参会嘉宾分别是，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顾问、中国工商银行原行长杨凯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局长、中投公司原副总经理谢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中国工商银行首席技术官吕仲涛，浙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陆建强，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交通银行网络金融部总经理、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李肇宁，江苏苏宁银行董事长黄金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谢绚丽，以及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副局长刘铁斌，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祝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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