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声 NEW VOICE 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由40位伯乐举荐十大创意领域的40位潜力新锐
由北京当代艺术基金会、财新视听、CX创意联合发起的《新声——中国新生代艺术家推新计划》，旨在支持青年人才，为新的梦想共声。
我们邀请来自艺术、设计、电影、建筑、思想、文学出版、舞蹈、戏剧、音乐、美育等领域的专家伯乐，推荐他们最注目的年轻创作者。他们或因奇思妙想、大胆突破而醒目，或有着拔群的锐气、睿智，或凸显出某种当下罕有的质地。他们的成长路径和个性化选择亦可折射时代的特征，他们的先锋、原创、个性，代表了BCAF一贯支持的真实思想表达与多元对话空间的理念。
新锐创作者将获得BCAF及财新传媒各渠道、全网传播的推广合作，也将优先获得国际交流、创作资助、艺术驻留的机会。
第一季10位新锐的深度访谈文章、人物纪录短片自2022年7月8日起，在每周五20:00持续发布。
新声 NEW VOICE第一季第七期｜宋宛蓉
伯乐王兵推荐语：
宋宛蓉是我在巴黎的一名短期学生，她的作品是行动艺术和装置艺术结合的创作形式，理性宁静，对艺术感知力很强，在作品语言形式的使用方面很有创造性。
宋宛蓉穿着一身白色牛仔衣走进画廊，在一块透明亚克力板前蹲下，她取出一个刀片，慢慢割破指尖，头低了一会儿，在隐忍皮肤划破的痛感。血从她的指尖渗出，慢慢滴进一个白色杯中。她站起身，开始用沾满血的手在透明板上写字，不疾不徐，直至蹲下写完整个故事，她才放下杯子，起身离开。
宋宛蓉写下的是一段没有官方记录，但发生在她个人身上的历史。1992年，宋宛蓉出生于山东。前一年，山东聊城地区的两个县为了严格控制当地人口出生率，在5月到8月执行“一百天之内全县没有小孩出生”的严苛举措。腹中怀着宛蓉的妈妈不得不躲到徐州娘家，将宛蓉生下来。宋宛蓉四岁时，弟弟出生，家里生了两个孩子的情况如果让父亲单位知道，他可能丢掉工作。她又被送到徐州，一直随着外公外婆长大。很长一段时间，她家的户口本上只有爸爸妈妈和弟弟，那些年，在官方意义上，她好像不存在。
她把这段往事揉进行为艺术作品《没有孩子的一百天》。她慢慢掀开不愿提及的伤疤，个人的，社会的，它像被割破的手指，隐隐作痛。透明板仿佛墓碑，铭刻了被逐渐遗忘的故事、逝去的孩子、受到伤害的妇女和家庭。写在“墓碑”上的血字会被慢慢风干，变得不可见，不太可读，但是不会消失。
宋宛蓉曾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国际动画专业，中途退学来到法国格勒诺布尔高等艺术学校读纯艺，开始其在行为艺术、绘画、影像上的探索。她现就读于巴黎塞尔吉国立高等艺术学院，刚结束今年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艺术学院为期半年的交换项目。这个夏天，她在德国完成了一个短暂的驻留项目，参观了卡塞尔文献展，被非洲艺术家小组The Nest Collective的作品《还给寄送人》（Return to Sender）深深吸引。现在她回到巴黎的画廊，开始其新作品《女书与巴别塔》的创作。
快问快答
你现在在哪里，你的生活受疫情影响大吗？
我现在在巴黎十八区蒙马特的一个画廊里，准备我的新作品。总体来说，我受疫情影响不是特别大，反而我还会更专注做自己的项目。疫情期间，学校关闭，我和一些艺术家在十一区租了一个工作室继续创作。去年，我还在画廊举办了个展。
你觉得当下最急需改变的人类社会现状是什么？
我感觉整体上我们有一种倦怠感，现在年轻人都在聊躺平，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事情。
你从事的职业能够有助于改变这个现状吗？
我只有从我自身做起，积极地做一些自己的项目，才能给身边的人产生正向的影响。
你最想改变的个人现状是什么？
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多做一些更好的作品。
你获取外部信息的主要来源是什么？
主要从网上查阅资料，多去跟艺术家、老师聊天。我聊天的时候，会随身带着我的笔记本，随时记下他们提到的知识点，回来再去查阅一下，放到自己的知识库里。
你童年的震撼和缺憾是什么？
我的家庭里面有点重男轻女思想，由于我是女性，他们不太平等的待遇对我来说挺震撼的。我上次从国内回法国时，家里一个长辈跟我说，你好歹也算是一个人才，但只可惜你是个女的，我当时就很震撼。我的缺憾是在我弟弟出生之后，我跟着外公外婆长大，我16岁的时候我外公就去世了，我没有办法回报他，是我很大的一个缺憾。
你什么喜好会导致你跟同辈人玩不到一块？
我一直在做艺术，我的生活基本上在一个项目和另一个项目当中运转。我会投入大量精力在创作中。由于我精力有限，可能不能跟朋友出去玩。
你第一次挣钱是做什么事情？社会意义上的。
第一次挣钱是在北京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去麦当劳里面打工。拖地、洗厕所、收银什么都做，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做了一个月，挣了600块钱。
你现在的职业有多大程度是谋生？就是如果你不考虑生存的话，你的创作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吗？
我现在还是把创作放在首位，我没有特别考虑谋生。对我个人而言，如果过多地考虑谋生，也是一种妥协。如果不考虑生存压力的话，我的作品在体量上或者材料的选择上，会更自由一些。
你睡前会刷多久的手机？有种被意识裹挟的时候吗？
我睡前大概要看二三十分钟手机，看看微信、小红书之类的。但我会避免自己被这种意识裹挟，要求自己有一个独立的思想空间。
去年或者今年最高兴的是什么？
我去年最高兴的就是在办我个展的时候，我的作品《没有孩子的一百天》被法国的总理夫人收藏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和肯定。
做一个艺术家，你最看重的三个品质是什么？
我最看重的是决心，就是艺术家决定做一件事情之后，他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会逢山开路，遇水建桥，也要把它完成。第二个品质我觉得就是一种使命感，可能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去做这些事情，并且这些事情要对人有一定的益处。第三个是行动力，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我觉得艺术家是做事的人。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喜欢的音乐？电影？
我正在读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因为和我的项目有关。平时也会读艺术理论方面的书，还有文学。文学方面，我最喜欢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里面关于作品和艺术家的关系会引起我的共鸣。工作时，我会听实验性、极简的电子乐。比如日本艺术家池田亮司的作品。电影印象深刻的是《爆裂鼓手》，和我遇到的老师有点像，推着学生不停追问自己，追求极致的状态。
#1 身体作为第一手材料
B: 你原先学的动画，为什么去法国后完全转变了方向？
宋宛蓉：学动画的时候，第一年是基础课，主要是基础素描、色彩的训练。第二年我们开始学习软件，比如PhotoShop、Maya。我发现软件这种媒介不是特别适合我，我更倾向于用材料、身体去做东西。我想选择学纯艺，就准备来法国了。
B：为什么你会这么勇敢地用自己身体来做表达？你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创作意识？
宋宛蓉：我用身体直接去表达，第一，是它的去材料性，在语言上我觉得会更直接、更纯粹，比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直接用自己的身体作为材料去表达，是最适合、最贴切的，所以我就选择用行为。还有勇气，我在做行为的时候，是完全把自己抛投出去的一个状态，我会想着怎么去表达我作品的理念，不会去考虑外界。 B: 有对你影响深刻的艺术家吗？ 宋宛蓉：吉娜·巴奈 (Gina Pane)、安娜·蒙迪埃塔（Ana Mendieta）、还有埃丝特·费雷尔（Esther Ferrer）。 吉娜是直接用身体作为一手材料去创作。我研究她的作品，看到她的很多草图。我以前认为做行为有很多随意性，但是我在研究吉娜的草图时，发现她非常严谨，有一套自己的秩序，包括她跟摄影师合作，机位的摆放、服装的选择，各个元素、语言非常精准。当我做作品的时候，会很注重每一个选择的必要性，吉娜的工作方式很影响我。 她有一个作品《没有麻醉的攀爬》（Escalade non anesthésiée)，她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徒手去攀一个放了很多图钉的梯子，测验她身体的忍受能力。还有一个作品《伤感的行为》（Azione Sentimentale），她用玫瑰花的刺，刺在自己的身体上。震撼我的是，作品表达的痛苦、伤痕不是个人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上的身份。有时我在创作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很不愉快的回忆、伤痛的地方，如果往深里剖析的话，我会发现，这不是仅仅一个人在经受，其实同代人都在经历这种伤痛，能产生很多社会共鸣的。 吉娜·巴奈，《伤感的行为》，1973年，图片来源：网络 吉娜·巴奈，《没有麻醉的攀爬》，1971年，图片来源：网络 B: 很多行为艺术家一直在探索身体的边界，甚至有生命的威胁，还有时间的跨度。你的作品给我感觉控制力很强，意外性不是很多，是有意的控制吗？ 宋宛蓉：你的感觉挺对的。我的作品确实需要控制力。我的作品其实是一系列的选择，每个选择和写诗一样，就是这几个字，一个词。比如在我的作品中，就是这五个选择组成我的艺术语言，所以我需要这种精准度、掌控力。意外感是我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它可能就像奇迹一样突然发生了，它没有成为我做作品的一个目的。我可能允许有这种意外发生，但是在我前期准备作品的时候，我会非常审慎地去思考，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用这些元素。所以我需要这种控制力去更好地呈现我的想法。 B: 当你在画廊做行为艺术的时候，比如《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你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会被观者打扰吗？ 宋宛蓉：当我在做行为的时候，我全然是一个作为艺术家状态：我的使命是来完成这件作品，所以我会达到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我就是要表达这个理念，所以会做到全然投入，忘却周遭的状态。就像海德格尔说，我们是被抛投在这个世界上，他提出的被抛就是一个阐明人存在状态的前提，为的是要“此在”（人）向可能性敞开，自主地筹划未来，而不是混迹于“他人”之中以求得“在家”的安全感。但是即使是混在“他人”中的此在，也会时不时地感受到“畏”，尤其是在当她/他意识到自己终将独自面对死亡，“他人”对此无能为力。这时候此在便有领悟，愿意规划自己的独特人生，就是向死而生。所以我有感于“被抛”所带来的焦虑，选择自主地拥抱那种孤独感。创作即体现了我的自主筹划，也是我直面人生困境的一种勇气和态度。 B: 你在这个作品中讲故事，但是又听不清你说的故事。 宋宛蓉：这是有意为之，我只是特别小声地去讲这些故事，因为我感觉很多时候女性的故事都是不被倾听的，或者是不值得被记录的。我讲了很多关于我姥姥、我奶奶那一代的经历。我奶奶家在山东，家里来了客人都是男性先在桌子上吃饭，女性才进去。到我妈这一代也是，在饭桌上，女性就是一个陪衬，照顾人的角色，即便到我这一代也会经常在谈话当中被男性打断、忽视。我就是在探讨这些女性的故事，女性没有被倾听、不被看见的状态。 B: 在法国的生活经历会让你有一些改变吗？ 宋宛蓉：我觉得法国的女权非常激进，她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受到压迫和相对保守的。我在法国参与过一次me too的游行，那股走上街头捍卫女性权利的力量挺让我感动的。我今年半学期在伦敦的圣马丁修课程，我觉得英国更开放，感觉给我开了新的窗口。他们是赞美女性的能量，非常自信地说女性是神圣的。这种姿态很启发我。不仅是要反抗，在英国，我开始接受自己作为女性的身份、我的身体，看到我的价值，我想记录这个感受。 B: 这种启发式的经历会影响到你的创作吗？ 宋宛蓉：有的，我最近在做的女书项目。这两年我都在想，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女书是实际上唯一仅存的女性文字。我在法国的时候，我还有惯有的女性伤痕在作品里。但是英国的经历会启发我，我看到女书当中，女性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字。我想要去赞美和肯定女性的力量。 宋宛蓉在巴黎工作室工作，图片来源：艺术家 #2 女性故事的书写 B：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我看你在朋友圈也会发诗，都是即兴的创作吗？ 宋宛蓉：我高中参与了文学社，那时候开始在学校的报刊上发表一些自己的小诗。来到法国后，自己一个人会有很多感受。我不觉得自己是在写诗。很多时候，我写的诗是关于梦，一觉醒来后会有某种感觉，我会在床头拿出本子和笔记录下来。我感受到一种先于语言的震动或者情绪，就想记录。可能是诗通过我在写。很多时候，我在等待那种感觉，再记录下来。 B：书写经常会出现在你的作品中，书写对于你的意义是什么？ 宋宛蓉：于我而言，写作是一个强化记忆的过程，也是抵抗遗忘的一种方式。我非常关注那些非官方记录的故事，比如女性、边缘群体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会遗忘很多事情，但是遗忘对我来说是暴力的。我想用书写来对抗这种遗忘，让故事焕发新的生命，或者带给人一种新的思考。 《如何书写我们的故事？》行为，编舞 10分钟，即兴表演：宋宛蓉，Aida Diop 格勒诺布尔大画廊，法国，2019 B：你是怎么开始关注到女书的？ 宋宛蓉：两三年前，因为我的作品一直有文字、语言，我法国的老师跟我提到了女书，我才去了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很神秘的文字，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女性文字。我之前尝试了很多形式去表现它，但都没有特别满意。我会感觉有点转换的力度不够，太简单了。之前想将女书和绘画结合，制作了一些小的扇面，但也不是我特别想表达的点，直到女书和巴别塔的契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B：现在具体的表达形式是什么？ 宋宛蓉：我现在是用泥把每个女书做成像砖头一样的形状。我前两天去了一个陶瓷工作室，他们使用日本一种非常传统的陶瓷技术叫Raku（乐烧）（与我们宋代的冰裂纹烧瓷技术非常相似），它有很多天然的裂痕，看似脆弱易碎，实则坚硬牢固。我想将女书的每个字做成一个砖头，做成一个巴别塔的形状，让更多人参与进来。藏家可以收藏每一个字，我想用筹到的资金来研究女书，也想支持女性的教育。 乐烧制作过程，法国乐烧陶瓷工作室，图片来源：艺术家 乐烧小实验，图片来源：艺术家 B：为什么想用泥这个材料呢？ 宋宛蓉：巴别塔一开始也是用泥建造的。一开始人类写字也都是在泥上。泥土是一种古老、天然的材料。我觉得泥土和女性身体有种内在的连接。用乐烧这种工艺烤过之后，用水凝固，会呈现一种白色，很神圣的气质。 B：巴别塔这个概念是怎样和女书结合起来的？ 宋宛蓉：很多时候，我们解读巴别塔，是一种人类的傲慢。但是在我看来，巴别塔代表了一种精神，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敢于去反抗上帝神权的精神。我觉得跟女书的精神很像，在那个时期，女性在文化教育领域被排斥，但她们还是创造了自己的语言。我想为这个项目每年找新的场地，跟观者、藏家朋友一起来组建这个巴别塔，可以成为一个长久的项目。 我也在考虑如何结合来自中国文化的女书和巴别塔，如何能让观者了解女书的背景。目前可能选择在丝绸布上能够画一些画，在背景上看到女书是怎么形成的，加入我的一些更多的调查和想象力。 B：你提到最近在看博尔赫斯的《巴别图书馆》，有什么启发？ 我还没有完全读完。书里提到的六边形形状，各种不一样的字母、符号摆放，包括“巴别”有混乱的意思。这些都很启发我如何去组建有关女书的巴别塔图书馆，在文字、字母组合上重新构思。不会那么有逻辑性，反而大家一起拼的时候，看似不成文的一种东西，会产生一种新的意义。 《女书与巴别塔》，宋宛蓉在巴黎工作室工作中，图片来源：艺术家 #3 做艺术的决心 B：《不可见的红军》与你的外公有关，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不可见的红军》置换灯光，in situ，摩尔斯代码，2021 Atelier 8 rue Pasteur，巴黎 B：外公的命运对你有什么影响吗？ 宋宛蓉：我觉得我身上继承了他的红军精神。不怕困难，吃苦耐劳，愚公移山的精神。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缺少我外公那一代吃苦耐劳、勇往直前的精神，这些精神很鼓舞我。 B：你的绘画是疫情期间开始创作的？以前有过绘画的训练吗？ 我在国内受过传统的素描、色彩训练。但是在疫情期间，我困在家里，就想干脆把以前学的所有技法都抛弃掉，不要像肌肉记忆一样去画。那会儿，我都是直接用手去画。画比较大，是2米×2米的。我的画画也是根据身体的运动，将身体的行为跟绘画结合。那个时候的绘画是我抵抗恐惧的一种方式。疫情期间，自己一个人会感觉很绝望，很害怕。 《生命之线》，油画，色粉，2m*2m，2020，Atelier Veron 画廊 , 巴黎 B：你的作品很多是2020年前后创作的，疫情那段时间做了特别多作品，为什么？ 宋宛蓉：我应该是一个越挫越勇的人，越是在极端、非常撕扯的精神状态下，反而更激发我多创作的动力。我也发现疫情期间，作品做得更多了。更多时间一个人待着，就会促使自己想更多问题。 B：《你会回来关上窗帘吗？》的影像作品是你在疫情期间创作的，是偶遇还是设计？ 宋宛蓉：是偶遇。疫情期间，我出门买菜，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街上空无一人，只有一个黄色的窗帘在风中飘摇，我有一种现在都难以忘怀的恐惧感。那个黄色有一些既寓表着希望，也有疾病的隐喻，窗帘外面是阳光明媚，室内就是漆黑一片，完全看不到东西。我当时就是把菜篮子放下来，想把这个记录下来，就创作了这个作品。 《你会回来关上窗帘吗？》视频，8分钟，2020 Galerie d'essai, L'ESAD-Grenoble，法国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行为，视频 20min 2020表演：宋宛蓉，任瀚 视频剪辑：刘广隶 Atelier 8 rue Pasteur，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