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十年后，对外投资的新趋势渐次涌现，海外地产投资如火如荼，基础设施投资也有望崭露头角。十年间，投资主体、投资模式和投资领域均处于持续变化之中。
一系列疑问一直萦绕在企业家和决策者的脑海中。中国企业走出去所求为何？海外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又有怎样的担心？从经济为外交服务，到“筷子重商主义”（Chopsticks mercantilism，指中国以筷子似的敏捷、在非洲用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换取自然资源的做法），经济考量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总是略显尴尬。未来走出去的政策导向，应该更偏向国企还是民企？大企业还是小企业？
由中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等多国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对一系列问题做了系统性研究，试图结合统计数据，讲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真实故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下称《研究》）一书即为阶段性的研究成果。
该书的主编之一、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在即将跨入2014年之际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各类实践和经验作出更为通俗的解读，并对未来政策方向提出建议。
走出去模式演进
财新记者：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研究》一书中把走出去的企业称为“没有优势的跨国企业”。怎样看待中国企业这些年对外投资的动机和存在的问题？
黄益平：现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么多，某种程度上增速快于其经济发展水平，其实与一直以来的金融抑制有关。简单地说，就是到2004年发现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外管局的投资又没有较高回报，就想到鼓励企业走出去，于是，对外投资从2004年开始直线上升。
当时，很多企业不见得有自己的技术优势，往往只是有冲动，希望走出去，买矿产或变成一个跨国企业。这是中国非常特殊的现象，对外投资不太符合一般的投资规律。一般的制造业企业到海外去投资，应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举例来说，丰田到中国办厂，是因为它的品牌好、产品质量高，开拓中国市场可以赚更多钱。
当然，发展中国家出去买技术，帮助自己的产业升级，并不是没有成功的经验。但是，其弊端是，大多数企业不会成功，即使成功，付出的成本往往也很高。
最应该担心的是，很多国有企业比较容易拿到资源，去海外投矿产、投企业。但是，它们的决策过程往往不是很规范。在没有技术优势的情况下，对外投资的盲目程度很高。
财新记者：《研究》一书中提到，对外投资有三种模式：价值链扩张型的“中国模式”、效率寻求型的“日本模式”和市场寻求型的“美国模式”。中国是否正在向后两种模式转变？
黄益平：中国已经出现了“日本模式”：江浙一带的部分企业向海外扩张，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它们在国内承受较大的成本压力，是逐渐失去比较优势的“边际产业”向海外扩张。这很可能是中国下一轮海外投资的新浪潮。
当然，目前总体来看还是以“中国模式”——简单追逐资源、技术为主；正在迈向“日本模式”的过程中；但是，距离“美国模式”——优势企业扩张、占领海外市场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
主体：国企还是民企？
财新记者：中国进出口银行行长李若谷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期间有这样一席话：当年美国企业走向世界受益于“马歇尔计划”；英国企业则受益于其“炮舰外交”。这是否反映出国内一类比较典型的观点，认为政府对企业走出去的支持还不够？
黄益平：有可能。但问题是中国企业往外走，外国人担心的并不是中国企业在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下往外走，而是担心以国有企业为主导往外走。以“马歇尔计划”为例，当时并没有多少美国国有企业往外走，大多是市场化企业，只不过是借助政府对外援助的东风往外扩张。这种情况下，海外可能会担心政府想干什么，但很少会担心这些企业想干什么。
国外市场对中国国企的担心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国企到海外后会不会不是以商业利益为目的，而是执行国家意志。其实，市场对于任何主权国家的国企进入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忧，更何况中国的机制体制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如此不同。另一个担心或许是更为主要的，即国企拿了很多国内廉价的资源，到国外开展不公平的竞争，扰乱当地市场秩序。
财新记者：那么，政府是否不应对国企和大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黄益平：对大企业提供廉价资金支持，总体上来说不应鼓励。大企业的资金实力相对小企业，本来就雄厚很多。而且，一旦进入海外市场，大企业更可能对当地市场产生较大影响。现在，美国国会最担心的就是中国国企利用国内的金融抑制对其他企业形成不公平的竞争。具体有多大影响当然无从量化，但感受无疑是实实在在的。
如果国家有资金，应该集中用于支持中小企业。说实话，大多数大企业往外走的需求还不强；但中小企业往外走的压力很大，因为它们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它们的冲击更大。这时，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些支持，是雪中送炭。我觉得重点应放在这里，因为中小企业走出去是由市场决定的，大型企业买资源、买企业，说实话并不符合对外投资一般的经济规律。
财新记者：诸如吉利控股这类大型民营企业，国内对它们寄予厚望，希望它们尽快打造出国际品牌。是否应该对这类企业提供政策和资金支持？
黄益平：我觉得可以支持，但是，仍然不应给它们提供补贴式的资金支持。补贴的问题在于，如果给吉利补贴，是否也给它在国内的竞争者补贴？是否也给其他产业的企业补贴，例如华为。这最后涉及政府怎么判断补贴的线划在何处、补贴量是多少。而且，在国内做得好的企业，获得很多补贴后，会不会改变它到国外以后的市场行为？
我觉得，政府可以提供支持和服务，但尽量不要扭曲激励机制，这是中国几十年积累的经验。只有当企业面临不可克服的市场失灵时，政府才应该出手。现在看到的市场失灵，不是大企业拿不到资金，而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资金。中小企业向海外发展很困难，政府给予资金支持，我觉得是必要的。对大企业，恐怕是锦上添花。
财新记者：对于国企在海外的投资，欧盟和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都在考虑把中国国资委监管下的所有企业单独列为一个公司实体，来衡量其市场份额，作为反垄断的依据。这样的做法是否有道理？
黄益平：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所有央企都在国资委底下，在外国人看来有点像松散的控股公司，最终控制人都是同一个。但至少依照中国的法律，这些企业又都是独立的法人，很多是上市公司，所以，我没有明确的对错判断。个人的看法是，国家不要过度鼓励国有企业向外扩张。
财新记者：从这个角度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国有资本运营公司，会对未来的国企走出去有一定帮助？
黄益平：无论是国资委、社保、汇金，还是新的国资运营公司，如果都像新加坡淡马锡那样，海外就不会有这方面的担心。所以，三中全会提出从过去的管人、管事、管资产转向直接管资本，这对国企是很重要的转变。现在国外的担心，很多是跟党管干部、政府管企业有关，因为没法肯定这些企业不会执行政府意志。
让市场决定投资方向
财新记者：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东盟访问时，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这是否意味着，未来对周边国家的投资会更多？
黄益平：这是肯定的，因为从客观经济发展规律来说，经济关系肯定是和周边国家最为紧密。一是因为比较近，二是由于在文化上有更大共性。
对于很多周边国家来说，中国已经成为它们最大的出口市场，下一步中国成为它们最大的直接投资国之一，是很自然的事 。过去日本在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很多产业先是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随后又转移到珠江三角洲。这个过程中，地理位置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不过，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方向最终还是由市场决定的，无论是向内陆、向非洲，还是向东南亚，企业自己会寻找哪里是最有利的方向。
财新记者：中国过去的对外投资往往给人以经济为外交服务的感觉。在当前提“海上丝绸之路”，如何平衡经济和外交动机？
黄益平：如果是跟外交政策结合在一起，政府提供一些支持，也是可以的。关键是不要让对方认为走出去的企业在扰乱当地市场秩序。这要求政府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那样的话，到南亚、到非洲开展援助性的投资，都是正常的。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去非洲投资，往往存在经营不规范的现象。对于这类做法，政府能否帮助改变，还是只能靠企业自己缓慢演变？
黄益平：这恐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问题在于，客观来说，很多民营企业是去不了发达国家的，它们的技术和所在产业，例如生产服装，怎么到美国生产？只能是到成本更低的国家去。那么，在那些国家，如埃塞俄比亚，怎样才能发展得快？只能是跟政府搞好关系。所以，虽然是中国企业的问题，但某种程度上也是由当地现实决定的。
中国政府可以提供教育，或推动建立、参与一些国际性的监管框架。比如，告诉走出去的企业，到海外投资和政府搞好关系固然重要，但要意识到政局可能是不稳定的，今天和他们搞好关系，明天他们是否还掌权？尤其不要把国内贿赂官员等习惯带到国外去。
但说实话，这样的问题很难根治。如果对方国家的法律对这些问题没有严格禁止，中国政府不可能到海外去管那些做法不规范的中国企业，更何况国内的管理实践也不过硬。因此，这会有一个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演变过程。
财新记者：习近平主席和李克强总理在去年10月出访东南亚期间，都大力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怎样看待中国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景？
黄益平：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在2008年危机之后的G20治理体系下，全球、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其实有很高的期待。但五年后，大家发现效果并不好，很多问题上中国不但没有起到领导作用，反而显得很孤立。
当然这也正常，因为这样的期望是刚刚出现，中国正在慢慢判断自己的利益在什么地方、今后如何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需要在一些议题上有所突破，基础设施就是个很有潜力的议题。
从供给端看，这么多年，中国也许其他地方做得不够好，但是，搞基础设施很有经验，是相对领先的；同时，中国确实也累积了很多资本。从需求端看，目前全球都需要这方面的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尽管过去发达国家对它们有很多援助，但在基建方面做得远远不够；而发达国家目前的经济恢复，需要有基础设施的更新，也要靠基础设施拉动投资。
所以，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成为下一轮全球投资的新热点。中国有资本、有技术、有经验，如果在国际上能起领导作用，把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下一步的重要国际经济议题，是极具意义的。同时，这也将带动中国各类相关企业走向海外。
财新记者：去年下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地产企业开始到海外投资、开发地产、物业，包括万科、复星、SOHO中国。地产企业走向海外，是不是一个好的对外投资形式？
黄益平：地产企业走出去投资，没有什么不好。现在企业都要向海外扩张，有各种形式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问题是，能不能避免重走日本的老路：收购很多地产后，最后发现都不太成功，只能低价卖掉，那样代价比较大。
像万达、万科，如果到海外开发房地产项目，我觉得很好；如果能赚钱，就更好。但是，如果是简单地到海外买资产，就需要谨慎一点。不过，我对此倒不是特别担心，如果是他们自己的钱，自己做投资，相信大家都是谨慎决策的。
未来的方向应该是让大家了解国际资本市场，而不是把中国企业及个人的海外投资都集中在不动产上。不动产只是很小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如债券市场、股票市场，这些领域能够提供的回报和灵活性要好得多。
财新记者：近些年，制造业对外投资出现新的形式，即到发展中国家建产业园区。这是不是企业向海外扩张的一条捷径？
黄益平：在海外搞工业园区，给走出去的企业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小环境，这样确实能提供一些便利。总结新加坡建立海外工业园区的经验，搞园区在提供基本服务上是有帮助的。但是，企业最终需要融入当地，成为当地的企业，因此，这一做法的长期效果并不好说。
财新记者：时任总理朱镕基2002年出访非洲时曾提出，要帮助非洲国家改善投资环境，完善引资制度建设。十余年后，对于中国自己的投资环境，你做何评价？
黄益平：客观来说，对于来自外国的直接投资，虽然中国的政策框架这些年来变化不大，但实质上是很开放的。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资的接受国。从实际接受环境来看，对外国投资者还是比较有利的。现在比较担心的主要是知识产权问题，并非政府是否提供有利的引资条件。
十多年前，尤其是早期，不管谁想进来，政策都很鼓励，都抢着要。但是，这并不是建立在一个稳定、透明的政策框架基础上，很多时候还是有不少人为的因素。
财新记者：怎么看待中国过往以过分优惠的条件招商引资的做法？
黄益平：优惠政策事实上是一种市场扭曲，但在早期会有其好处，压低投资成本、甚至变相补贴，才有了外国直接投资一直以来的高速增长。但它确实就是一种扭曲。
客观来说，中国过去30年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不仅对外国企业，对中国企业也是提供变相补贴。但是，现在来看，这一政策持续得太久了。
财新记者：未来以负面清单作为投资政策框架的核心，进步和挑战何在？
黄益平：我把这个政策框架理解为，中国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营造一个公平、透明、平等的竞争环境。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不仅是对国有、民营、中资、外资企业，而应该对所有市场参与者一视同仁。从这个角度来说，负面清单很重要。
目前来看，负面清单很长，应该说改革刚刚开始，这里有利益集团和政府决策的问题。但是，我想既然已经走上负面清单的道路，未来清单不断缩小是可以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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