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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宝良:再促内需

2013年05月17日 14:52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
   中国经济能否调整过度倚重外需的结构?消费如何能够持续增长?投资将如何转向?作为促内需的重要抓手,城镇化的正确路径应该是什么样的?


【对话背景】

    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倒逼中国经济将增长重心转向内需。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内需“两驾马车”做出定位: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作用,发挥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

    转变并非易事。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呈下降态势,消费率从2000年的62.3%下降到2011年的49.1%,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6.4%下降到35.4%。近年来政府连续上调最低工资和退休职工养老金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但促消费的长短期措施,成效并不显著。

    以往拉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投资,面临的困难也不少。经过多年的快速建设,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投资高峰期即将结束,短板多集中于具有公益属性的领域,资金来源成为一大掣肘。制造业投资则遭遇了危机后遗症——产能过剩,企业家投资意愿低迷。

    从过度依靠外需转向促进内需,中国经济的再平衡之路不平坦。扩大消费面临哪些障碍?基础设施投资如何打破资金瓶颈?产能过剩如何化解?

    新一届政府将城镇化视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但城镇化需要配合哪些改革,才能保障其扩大内需的作用顺利发挥?财新记者对话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祝宝良,求解中国扩大内需之计。

 

【对话摘登】

增加消费靠什么

财新记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提出要扩大内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也提出要扩大内需。两次扩大内需的内涵有什么不同?

祝宝良:1997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提出扩大内需主要是增加投资,融资方式是通过国家发行特别国债,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当时消费占比还比较高,并未直接涉及消费。这些建设带有全国性质,中央政府直接参与投资,主要投向四大领域:加强电力建设,解决电源不够的问题;建设粮库,解决粮食储备问题;交通领域建设高速公路。还有农村电网改造,用于支持轻工业中家用电器的发展等,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在外需不足的情况下,提出扩大内需,强调投资和消费并重,投融资方式上除了财政投入,还引入了融资平台这一新的模式支持地方政府从事地方基础设施投资。经过此前十年的发展,中国高速公路、电网建设改造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善,这一轮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投向铁路、高铁、城市市政建设、环保以及部分高速公路和支线机场。扩大消费主要通过家电下乡、汽车购置补贴等方式,同时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社会保障投入、提高最低工资增加居民收入等。

 

财新记者:2008年提出扩大消费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不显著。如何评价当时的促消费政策?

祝宝良:消费是有购买力的需求,首先与收入有关,而且这个收入应该是持久性的,不是一次性的,否则消费的增加也只是一次性的。家电下乡、汽车购置补贴等都是一次性的,所以,这两年,我们看到汽车、家电消费在高速增长后又慢下来了。解决方式有三条,一是增加持久性收入,这需要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稳定就业,保持经济平稳,让大家对收入来源增长有明确预期,;二是要落实和推进改革收入分配改革,通过政策细化和实施监管,确保取得成效;三是制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守好保障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的底线。

最近几年,在完善社保制度方面做得不错,方便消费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有一定成效,很多城市建成了15分钟消费经济圈,此外,电商发展出乎意料,网上购物发展迅猛。还有网上购物,发展也不错。但是,在放心消费上,如何保证买到的产品是安全放心的,做得还不够,影响到很多人的消费行为。

 

财新记者:“十二五”规划提出,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但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低于经济增速。如何改变这一局面?

祝宝良: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是长期目标,指的是一段时间,比如五年、十年。短期内,收入增长快一点还是经济增长快一点,要看当时的经济增长和居民就业情况。大部分居民收入反映在一次性分配的收入上,这与就业有关,而就业又与经济增速有关。由于工资有刚性,通常经济增长慢时,收入增长会快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快时,工资增长会慢于经济增长。

去年经济整体下行后,尽管就业还不错,但劳动者知道要求更高的工资不现实,在工资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可以,就出现了工资增速慢于经济增长。总体上看,随着新增劳动力慢慢减少,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实现收入与经济增长同步,问题不大。

 

财新记者:近年来品牌商品国内外差价较大,公众反应强烈。如何消除?

祝宝良:国内外差价由多种原因造成,一是品牌商品往往具有一定垄断性,生产企业有定价权,可以根据不同市场来差别定价;二是税制不同,国外多实行直接税,中国实行流转税制,消费税、关税等流转税直接包含在价格中;三是其他销售成本,比如房地产价格,中国商业租金成本已经不亚于国际大城市。

如果认为这些是合理的,那么短期内这一问题没办法解决。从长期看,需要发展中国自己的品牌。如果对国际品牌的需求量减少,品牌销售商就会调整战略,缩小价差。

 

财新记者:新一届政府出台“八项规定”控制政府消费,这对消费的冲击有多大?会持续多久?

祝宝良:根据我们的测算,公款消费下降会拉低当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5个百分点。短期看,这会对消费产生一定影响,但长期看是有好处的。公款消费减少省下来的钱,一部分可能变成居民收入,进而成为居民的其他消费,也可能变成储蓄,最终成为政府部门或其他部门的投资。总体来看,影响不会很大,反而对社会风气有一定改善。当然,公款消费下降,会带来一部分高端消费品、相关宾馆餐饮业的产能过剩,有一定损失,但弊远远小于利。

 

财新记者:近年来一直有观点认为,中国的消费被低估。现有统计方法能否反映消费的实际情况?

祝宝良:中国统计中,如果的GDP统计核算是准的话中,消费肯定是低估的,这与中国很多习惯、制度安排有关。一是很多时候把部分消费如公款消费开具发票时被等计入中间投入品,这在核算时压低GDP,这部分消费如果能计入GDP,消费占比会增加。第二,中国相当一部分消费品发票开成了投资品了,使消费变成了投资。财政支出面临预算软约束,一部分消费发票开成了投资品了,使政府消费变成了投资。个人粗略估算,消费占GDP的比重至少要提高2-3个百分点。

 

投资转向何方

 

财新记者:内需中除了消费,还有投资。今年 “两会”后,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加码。市场上关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过剩,也有很多讨论。您怎么看?

祝宝良:与以前比,基础设施建设的内含已经不同,原来跨省做的中央项目投资如机场、支线机场、高速公路等,已经基本结束。现在的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促进城镇化发展需要的投资,如高铁、地铁、轨道交通等;二是建设“美丽中国”保护环境的投资,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三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需要的其他投资,包括卫生、教育、市政建设等。

中国户籍人口在400万以上的城市有14个,200万以上的有31个,这些城市都开始建设地铁了,100万-200万人口的80多个城市,还没开始建地铁,有的甚至连基本的环境设施都没有,基础设施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并没有过剩,只是投向发生变化了。市政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很多是公益性的,没有现金流,即使有现金流,周期也很长,很难从银行借到钱,继续大规模的投资受到资金硬约束,这是投资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要通过财税制度改革,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市政债的方式来解决,否则继续沿用原来的方式,会面临很大风险。

财新记者:投资的另一组成部分——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投资动力不足,如何激发制造业的投资活力?

祝宝良:产能过剩分两种,一种是经济下行带来的周期性过剩,一旦经济好转,这些产能可以消化;另一种则是结构性的,如技术过时或绝对过剩,永远消化不了。解决办法首先是稳定经济增长,使技术水平不错、将来有需求的企业活下来;结构性过剩的行业,可以鼓励技术水平不错的企业“走出去”,技术水平比较落后的破产倒闭。产能过剩背后,还存在制度性问题。钢铁、汽车、化工、有色金属等垄断竞争行业,有些企业是国有企业,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两者行为叠加加剧产能过剩。处理时需要理顺利益关系,在兼并地方国企以及不同地区间的企业跨地区兼并重组的操作上,还需要制度设计。

 

财新记者:今年前四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长明显,消费和投资需求却略显疲弱,中国经济似乎陷入了“有钱也难有需求”的困境,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

祝宝良:这是全球问题。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的应对办法就是扩张,先是扩张财政政策,然后是货币政策。大量货币发放出来后,全球经济并未见大起色,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预期并不乐观,有了钱也不投资,窖存了大量资金,货币流通速度放慢。同时,还有一部分货币进入资本市场,炒存量资产,表现为一些房地产市场火爆,入中国,一些国家股市火爆,如美国、日本,印度等国则是股市房市同时火爆。

核心问题是,如何让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全球发了大量货币,但通胀还没有起来,从这个角度看,货币还可以继续宽松。另外,资产价格上涨会有财富效应,部分投资者看到融资成本低,会慢慢开始投资,这个过程还需要一段时间,不能马上见效。

 

如何城镇化

 

财新记者:城镇化被视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其拉动作用有多大?

祝宝良:城镇化本身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城镇化有人口聚集,首先要有产业发展。人口聚集后,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会拉动投资,同时人口聚集到城市,消费方式发生变化,消费也会增加。具体来说,一个人城镇化后,大概需要8万元-10万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按每年1000万人口城镇化计算,每年会拉动约1万亿元投资。

目前中国城乡消费差距是3.2倍,城镇化后每人每年要增加1万元消费,每年拉动消费增加1000亿元。投资消费累计增加1.1万亿元,相当于每年GDP的2个百分点左右。真正城镇化后,消费的拉动作用是马上显现的,投资的作用有一定期限,从人口进城开始,可能会延续到五六年时间。

 

财新记者:你理解的城镇化是怎样的?要实现人口城镇化,需要哪些改革?

祝宝良:按国际上通行的标准,只要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即算为城镇常住人口,但实际上各国情况并不一样。一般市场化国家,人口进城后只需登记即可享受公共服务。在中国,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这些人并不能享受公共服务。

人口城镇化,要解决户籍制度背后隐含的公共服务问题,包括医疗、社保、养老、教育等,前提条件是放开户籍限制。问题是刚进城的人口最初贡献并不能弥补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这是城市市长不愿给农村人口进城户口的重要原因。

 

财新记者:城镇化需要基础设施投资,这部分成本由谁负担?

祝宝良:应该由财政来负担。理论上讲,要当地城市来解决这些公共服务。短期看,地方政府是不划算的,要增加很多投入,但长期看,人口一旦定居,对经济的拉动作用、税收的贡献更大。现在每个城镇人口每年的税收贡献接近2万元,按此计算,人口城镇化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通过五年时间就可以偿还完毕。

城镇化不是完全的商业行为。期限问题需要设计一个机制来解决,不能等待地方政府存足钱再城镇化。这个机制需要允许地方政府发债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让进城人口通过纳税的方式来逐渐偿还。

这里面还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农民进城后收入达不到预期怎么办、买不起住房怎么办?进城农民要有一定的原始积累,积累的来源就是他在农村的具体说就是土地,包括农业用地、林地和宅基地。因此,应该允许农民自行处置土地。一旦农民离开农村,就可以自行处置。这涉及到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现行土地制度已经严重阻碍了城镇化进程。

土地处置过程中,应该允许城市资金流到农村,否则,土地交易也缺少需求的支撑。

 

财新记者:现在看,地方政府借城镇化之名扩张城市的冲动依然强烈。城镇化会不会成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如何避免这一情况出现?

祝宝良:这也是我们担心的问题。如果基础设施建好了,人口并没有进入城镇,会更危险。正确的城镇化路径应该是,要先让人进来,然后再搞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规模后才能持续纳税,偿还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

户籍改革要分步走,不能一步到位,否则人口会大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国已经放开了县级城市的户籍登记,满足一定条件的人口也可以在地级市落户。我认为,现在省会城市以下放开户籍登记的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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