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大战越来越激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发展。扩大消费,从外需拉动转型到内需拉动,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经济学家们认为,城镇化的推进,也就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居住,能成为中国消费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在财新峰会上,参会嘉宾们提醒说,要想让城镇化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突破重重障碍。
今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十六大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农村人口多于城镇人口的历史已经改变。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实际上城市化我个人看法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让已经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谓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让他可以就地城市化,变成居民。现在大概是有2.5亿,到2020年可能就有3亿人口。这是第一种城市化。第二种,是未来我们整个城市化率会从51%左右提高到70%左右,这个大概又有3亿人口。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有6亿人口的城市化。
正是这超大人口规模的城镇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城镇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基础设施、交通、房地产、服务行业的持续投资。而当人口聚积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反过来对消费、服务业产生经济的影响。沈明高认为,城镇化是未来五年之内最好的实现投资和消费平衡的领域。但就目前已经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来看,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城镇化还欠缺一些条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我们要用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而不是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这方面也有需求的贡献,就是我们的农民工,进了城的被统计在51%的城镇化率里头,农民工现在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5%,这个差别就表明这些人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就业是不稳定的,收入是不充分的,消费是有后顾之忧的,成为城市劳动者,生产者,但是不能把他们消费模式转变成一个市民的消费。
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带来的保障,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出现了农民工回流到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现象。大规模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正面临考验。要把农民留在城市的手段之一,就是涨工资。但是,经过多年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很有限。
蔡昉:我们长期的稳定的提高工资水平是好的,但是在短期内会使得我们产业结合调整没有时间,来不及调整,可能有休克性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可以起到代替提高工资,工资还要提高,但是公共政策也可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有更强的激励,一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边继续向城市转移。
沈明高:那么怎么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户籍制度的问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真正意义上要实现城市化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大规模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理顺各种关系的关键时期。就我们从峰会上听到的声音,从公共政策,比如户籍入手来调整这些关系,可能是一种化繁就简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