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亚洲竞争力

　　【财新网】（记者 张环宇）从美国次贷危机至今，接踵而至的负面冲击使得欧美发达经济体举步维艰。在许多人看来，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重心大有向亚洲转移之势。

　　果真如此吗？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版图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它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亚洲经济的确取得了长足的进步。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经济体融合速度大大加快。居民收入逐步增加，城市化进程加速，广阔的增长潜力、庞大的市场规模和区域内日渐频繁的多边经贸活动，推动亚洲经济体快速增长。然而，在发达经济体面临重重困境的情况下，亚洲经济体也再度面临艰难抉择。外需疲弱，出口锐减，本币大幅升值，种种不利因素决定了亚洲继续走过度依赖外贸部门的老路已不现实。

　　面对诸多困扰，亚洲经济将何去何从？2012年4月1日至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于海南博鳌举行。此次论坛主题是“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和可持续发展”。亚洲各国政界、学界、商界各路精英云集于此，深入探讨面临诸多困境的亚洲经济体，将如何通过制度变革和政策调整实现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博鳌亚洲论坛发布了2012年三份年度报告：《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2年度报告》《新兴经济体发展2012年度报告》《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这三份报告，事实上确定了此次论坛的主题讨论框架。

　　报告称，和发达经济体相比，新兴经济体更具活力，开始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不过，报告亦指出，外需放缓、贸易摩擦加剧、政权更迭、地区性政治冲突和自然灾害等因素仍会对新兴经济体增长产生威胁。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多数新兴经济体而言，2012年仍将在“抑通胀”和“保增长”之间来回平衡，政策取舍备显艰难。

核心竞争力

　　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发布的《亚洲经济体竞争力2012年度报告》中，新加坡由2010年的第4位上升至2011年的第1位。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则分别名列第2位和第3位。在亚洲经济体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发达经济体多排名靠前，而同为“金砖国家”成员的中国和印度，则分别排名第10位和第32位，较上年上升一位和下降三位。

　　该竞争力排名囊括了亚洲37个经济体，并按照商业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状况、整体经济实力、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等考核因素进行对比，确定排序。

　　什么决定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水平呢？通过对中国经济的分析，该报告提供了极具代表性的样本。

　　该报告称，中国的首要竞争优势在于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其经济总量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GDP占全球GDP比重为9.38％，比2010年提升了近1个百分点。同时，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2010年实现10.3%的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政府应对及时，加上较高国民储蓄率和相对不高的通胀率，使中国经济发展潜力较大，整体经济实力排在第3位。

　　由于受益于调结构、惠民生政策，中国在基础设施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方面分别排在第18位和第13位。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提升和公共教育支出的加大，中国在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的实力也有所增强。在该领域中国排名第9位。不过，报告亦指出，中国在商业行政效率方面仍然比较落后，仅排在第31位，今后在减少审批程序方面仍需要做出较大的改进。

　　在报告课题组成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看来，加快经济转型速度，在人力资本与创新能力方面投入更多，对于提高中国竞争力至关重要。

　　王军告诉财新记者，“对一个国家而言，创新能力直接关系到竞争潜力。和排名靠前的几个经济体相比，这是中国的弱项。这个过程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也不是通过一两个政策能够实现。”在他看来，“十二五”规划确立的转型目标能否顺利实现，也关系到竞争力能否稳步提高。经济转型和提高竞争力要素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在于，中国政府应积极改善商业行政效率，并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为了应对危机，实际上很多国家都将一部分权力集中，但应对危机的短期措施不能长期化或者制度化。在危机过后，政府也不应该长时间越位，过多去干预微观经济的运行。”王军称。

政策平衡木

　　亚洲经济体2012年的政策抉择将更加艰难。过去一年中，欧债危机引发的债务风波令全球经济增长疲软，这使得对出口依赖程度较高的亚洲各经济体也受到了影响。

　　然而，由于区域内的投资和消费需求比较强劲，投资需求主要来自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消费需求得益于日趋下降的失业率和工资水平的不断提升。亚洲经济体继续面临经济过热的压力，信贷增长持续而强劲。中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中国香港、韩国、越南的通货膨胀压力居高不下，这主要归因于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高企所导致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结构中，能源和食品占比要高于发达经济体。因此，当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时，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去年四季度以来，受地缘性政治冲突影响，国际油价飙升，至今攀升超过20%。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为应对欧债危机，普遍施以量化宽松政策，这助长了能源价格的高企。

　　随着亚洲各经济体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力度的加大，市场流动性逐渐减小，企业融资成本不断提高。印度连续加息，中国亦多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韩国、越南和印尼等其他亚洲经济体也都采取了类似措施。然而，紧缩货币治理通胀，势必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报告预测，2012年上半年，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幅度较大，下半年可能会相对稳定。“金砖国家”中，中国经济全年增速预计为8.8％左右，巴西为4.0％，印度为7.5％，俄罗斯大致维持在3.8％。

　　年初以来，在经济放缓、通胀回落的宏观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已经从货币紧缩转向货币宽松周期。如何在“控通胀”和“保增长”之间寻求平衡，已经成为当前亚洲诸国执政者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博鳌亚洲论坛执行总监姚望告诉财新记者，通胀压力和经济下滑并存，是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风险。“最关键的还是要努力推动经济转型，调结构、提内需、促进经济内在的活力，才能妥善应对这一风险。”

　　该报告同时指出，新兴经济体实施的紧缩政策，使区域内投资风险上升，欧美经济体面临流动性紧缺的状况则加剧了资本外流的压力。这些因素使得资本大量外流，引发亚洲区域内企业融资成本的攀升。而这对于亚洲企业来说，则意味着竞争力的进一步弱化。报告称，融资难、融资成本上升、原材料和用工成本增加、订单减少等因素，正在成为制约亚洲企业发展的最重要障碍。

　　在姚望看来，当前亚洲企业面临的诸多困境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经历的阶段。“总是要面临成本提高的现实，新兴经济体不能永远依靠低成本去获得竞争力。”这也是推动企业实现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良好时机。借机去改善管理和成本控制，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并开拓新的市场，只有这样，才能重新获得竞争力。

资本忧外逃

　　《新兴经济体发展2012年度报告》称，全球金融市场日益同步，发达经济体债务危机蔓延至何处，将成为影响新兴经济体金融市场走势的重要因素。一旦欧债危机再度蔓延，资本可能大量从新兴市场逃离，并造成这些经济体汇率出现大幅波动。

　　近期，包括俄罗斯、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均已出现不同程度的资本外流现象。这固然反映出市场对其经济增长状况的质疑，同时，也受到这些经济体宏观政策方向不明朗、避险情绪攀升等因素的影响。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认为，俄罗斯资本外逃持续恶化。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由于内部出现流动性短缺，因而大量资本有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撤出并回流发达经济体的需要。另一方面，对于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后的经济政策走向，一部分市场投资者的观望情绪有所增加。

　　中国亦面临着同样的担忧。外汇占款数据折射出的资本外流现象，已经发出警告信号。过去一年中，尽管外部环境恶化，人民币汇率仍然保持较快升值速度。2011年全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近5%。然而，随着外贸顺差锐减、外汇占款增速亦出现放缓迹象，人民币是否还应持续大幅升值，开始引发市场争议。

　　很多新兴经济体面临与中国相似的处境。对于那些仍然较强依赖于出口部门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本币大幅升值，无疑加大了宏观调控的难度，也令这些经济体满腹怨言。

　　“新兴经济体发展多依赖于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走出口导向的道路。一旦货币大幅升值，产品竞争力随之下降。即使是汇率调整，这些国家也希望留给它们的时间长些，而不是短期内骤然大幅升值。”王军称。

　　在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看来，2012年，新兴经济体资本管制、宏观审慎性措施会陆续加码。如何对抗过急、波动过大的资本流动，及其带来的汇率升值过快、资产泡沫问题已成为政策重点之一。

　　巴西财政部长基多·曼特近期表示，如果巴西不采取措施避免雷亚尔升值，其比价可能跌至1美元兑换1.4雷亚尔，整个巴西的工业将会破产，出口也将停滞。曼特警告称，巴西不会一直容忍本币升值。

　　为抑制本币升值，巴西政府陆续推出系列政策，并试图通过征收金融交易税减少投机行为，从而捍卫巴西出口和本土工业生存。不过这也引发了市场对于“货币战”的种种担忧。而这种担忧，不仅仅是针对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新兴经济体彼此之间的摩擦也可能因此而增加。

　　在报告课题组成员、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看来，对巴西而言，积极发展制造业而非资源出口，是其既定的发展战略。考虑到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制造国地位，以及中国较强的出口竞争力，中国和巴西之间发生贸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个矛盾没法消除，只能缓解。”

　　王军则认为，汇率价格水平需从实体经济运行状况和承受能力综合考量。当前，人民币升值幅度放缓有充分理由。“在现在情景下，中国不应超出自己能力，单边持续的升值。”

　　王军称，中国已经感受到了短期跨境资本流入流出的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对物价、资产价格和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在经济形势持续动荡、前景不明朗的时刻，资本账户的放开更需要谨慎。“为了给经济转型提供更好调整环境，尽量减少外部冲击，应该更多使用审慎性的政策工具。”

一体化挑战

　　随着多边贸易发展的区域内产业链条逐步完善，亚洲作为一个整体，其贸易依存度逐年提高。《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2012年度报告》中指出，亚洲贸易依存度在2008年到2010年间均超过50%，而且呈逐年增加的趋势。亚洲经济体的贸易额约有半数是与其他亚洲伙伴进行的，而且随着时间推移关系更趋紧密。

　　在此前发布的2011年度报告中，亦对亚洲一体化提出诸多建议。迄今为止亚洲经济一体化大都是通过货物贸易实现的，其他形式的经济一体化，诸如通过服务贸易、资本流动和人员流动等形式远未完善。在进行新的贸易协定谈判时，亚洲经济体政府还要考虑如下几点：简化规则、贸易便利化和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帮助企业了解并利用协定中的新规则。

　　那未来亚洲一体化究竟将选择怎样的道路？

　　在林桂军看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TPP）正在逐渐成为亚洲一体化的重要推手。“未来究竟是亚洲一体化还是亚太一体化？这是个艰难的抉择。”在他看来，TPP将对全球贸易竞争格局产生影响。“东盟开始同俄罗斯、海合会展开谈判，借此减轻自身压力。”

　　《新兴经济体发展2012年度报告》中警告称，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了出口增加计划，发达经济体成为亚洲诸国在国际市场上的重要竞争对手。这种压力对亚洲诸国而言并不对称，很可能导致亚洲诸国出现分歧。此外，很多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政府换届选举，可能会凸显或淡化某些特定的议题，某些政策选项亦可能发生变化或调整。

　　王军认为，次贷危机过后，美国试图降低经济虚拟化程度，重走工业化的道路。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间会出现更多摩擦。

　　不过，他不认为这会对亚洲经济体竞争力产生根本性的影响。“毕竟新兴经济体和美国之间仍然存在贸易互补的关系，美国‘再工业化’的道路不会和发展中国家一样。因此，这种冲突和摩擦可能更多体现在诸如市场准入、贸易障碍或者汇率方面。”

　　在姚望看来，新兴经济体之间生产结构过于相似，存在相互竞争关系并产生摩擦，这种现象一直存在。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努力寻求多种合作渠道，寻求取长补短，以减少低层次的摩擦出现。随着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新兴经济体彼此间的摩擦有望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