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第66届联合国大会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在纽约召开。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二次就健康问题召开会议。上一次是在十年前,主题是“艾滋病防控”;这一次,讨论的焦点成了非传染性疾病,也就是慢性病防治。
就在联合国大会召开的前一天,“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一份评估报告指出,癌症、糖尿病、精神病、心脏病和呼吸道疾病这五大慢性病,未来20年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达到47万亿美元,在同一时期造成的累计产值亏损,估计将相当于全球年生产总值的4%。
“在影响全球经济的几大因素中,慢性病甚至排在了金融危机之前。”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孔灵芝对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说,“这意味着,这几类慢性病的影响不仅会拖垮医疗系统,而且会制约社会发展。”
慢性病曾被称作“富贵病”,但今天的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已取代发达国家成为慢性病重灾区。在全球由疾病造成的经济负担中,60%来自于慢性病,而其中8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对于经济能力有限、传染性疾病泛滥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慢性病使其原本就脆弱的卫生系统变得更加不堪一击。
最新一轮医改启动已满三年,8500亿元政府投入超额实现。但改革路径依然模糊不清,改革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基层改革阻力重重,公立医院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医保管理“碎片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医患冲突加剧。与此同时,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医保账户隐性债务、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等矛盾日益凸显。
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兼顾公平和效率,难于在一时得出答案,中国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伴随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医疗服务压力恐怕更为紧迫。依靠科技和信息化的力量,在现有框架下,以增量服务及效率的提升,来改善现有的医疗环境,是更现实的选择。
这是实现全民医疗的美好愿望与冷冰冰的法律之间的尖锐矛盾,显示了法制社会走向极端以后的扭曲和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