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北京市宣布启动公立医院改革,北京友谊医院将取消15%的药品加成,同时,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取消挂号费、诊疗费,新设医事服务费,普通门诊看病,每次42元,副主任医师60元、主任医师80元,知名专家100元(参见财新网报道《北京试点医药分开医事服务费最高100元》)。
北京市医改办介绍说,今后,到试点医院看病的患者,由此增加的诊疗费用,医保基金一律报销40元。报销后,普通门诊,病人自付2元,副主任医师病人自付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则自费60元。
这标志着“新医改”朝着正确方向迈出关键一步。尽管目前住院费、手术费等如何提高尚有待确定,尽管此次试点仅仅局限于一家公立医院,但是,必须承认,提高医疗服务费,取消“以药养医”,让医生有尊严地工作,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该消息发布后,有医生戏谑称,“看病的价格终于赶上理发了。”尽管是开玩笑,但此中的心酸和无奈可见一斑。长期以来,在北京公立医院看专家门诊,看病一次,只需10元或15元,远低于其服务应有价格,造成诸多问题。
比如,由于诊疗服务定价太低,很多本不需看专家的人也挂专家号;由于定价太低,专家门诊供不应求,本来每天能看50个病人的专家,要看100个病人;更重要的是,医生和医院不能通过专业服务获得应有报酬,只好多开药、多做检查,过度治疗,以“回收成本”。
这种中国特色的“成本回收机制”下,众多医生没有尊严,缺乏职业荣誉感;病人没有尊严,不仅看病难,还难以享有高质量的服务。与此同时,由于医患纠纷或冲突有增无减,正常收入低,执业风险高,更多的人不愿学医、从医,更加剧了“看病难”。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幅提高公立医院诊疗服务价格,是当务之急,也是大势所趋。本质上看,提高诊疗服务费,就是给医生正确定价,“把医疗服务的价格搞对”,让医生有更好的激励。只有让医生有尊严地工作,获得应有的报酬,病人就诊才能有尊严。
提高诊疗服服务费,好处多多:一是可分流部分专家门诊需求,一些不需看专家的人可去普通门诊,缓解专家号的紧张;二是医生较其他职业需更多的年限和人力资本投资,改革后可获得应有的回报;三是减轻医院“以药养医”的压力,最终减轻病人的负担。
当然,此次改革刚刚开始,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提高诊疗费后,门诊患者增加的支出,部分由医保基金支付,可能增加医保基金的压力;同时,由于医院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总收入可能减少。如财政投入不相应增加,彻底告别“以药养医”仍有待时日。
更重要的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30多年的今天,“医疗服务市场”依然是“短缺经济”,医疗服务供应远远满足不了百姓的需求,很多人为专家号排队数小时,甚至凌晨两三点就去排队挂号。这说明,中国医疗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这些问题,在短期内都难以根本改观。
要根本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除了普遍在公立医院提高诊疗费、手术费定价,提高专家门诊收费,更要推动公立医院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让院长和医生有更多的自由,让医生自由流动,医院自主聘用。更重要的是,必须加快改革,开放民间资本办医院,让医院充分竞争,在竞争中降低医疗服务收费。
最新一轮医改启动已满三年,8500亿元政府投入超额实现。但改革路径依然模糊不清,改革进度并不尽如人意:基层改革阻力重重,公立医院改革尚未真正启动,医保管理“碎片化”,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滞后。“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然突出,医患冲突加剧。与此同时,老龄化加速带来的医保账户隐性债务、医疗服务效率低下等矛盾日益凸显。
如何通过体制改革兼顾公平和效率,难于在一时得出答案,中国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伴随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医疗服务压力恐怕更为紧迫。依靠科技和信息化的力量,在现有框架下,以增量服务及效率的提升,来改善现有的医疗环境,是更现实的选择。
这是实现全民医疗的美好愿望与冷冰冰的法律之间的尖锐矛盾,显示了法制社会走向极端以后的扭曲和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