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成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一样，45岁的郭广昌懂得隐藏他的力量。
他有着把握机会的出色能力；
同时，他又是少数几位善于审时度势、选择低调行动的代表。

郭广昌在下一盘很大的棋局。在他的身上既能发现巴菲特的影子，
又能看到凯雷和黑石等PE巨头的商业模式，多年积累的产业资本还在继续扩张。
若通盘考虑，郭广昌每一步落子的深意都有迹可寻。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后，梦想出国深造的郭广昌开始重新思考未来。 彼时，这位复旦的高材生还未显露其经商才华。但他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一个朦胧的财富梦想。

　　复星的发展轨迹实际上非常清楚，郭广昌成功抓住了民营企业发展的每一次机遇。 复星的第一个100万是靠咨询赚到的；第一个1000万是房地产营销做到的；第一个1亿是靠生物制药赚来的； 而第一个10亿则是通过资本与产业相结合达到的。

　　哲学系科班毕业的郭广昌最终成为了一名颠覆传统的民营企业家， 尤其是在2007年7月16日，他所掌舵的国内最大综合类民营企业——复星国际于香港成功上市， 融资128亿港元，成为当年香港联交所第三大IPO，同时也是香港史上第六大IPO。 复星集团也成为市值800多亿元的中国最大民营企业集团。

　　郭氏飞涨的财富，彻底多元化的投资理念，以及复星神话般的成长故事，都成为人们津津乐道，同时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复星国际上市的庆祝晚宴上，王石的出现颇耐人寻味。 2004年，他曾不点名评价郭广昌这位竞争对手，“有的企业又做钢铁又做房地产， 不知道到底要干什么”？而如今，他似乎认可了郭氏的多元化战略。

　　郭广昌已不屑于再来讨论“多元化陷阱”的问题，他很理直气壮地打出了“最彻底的多元化，最彻底的专业化”大旗。 在郭氏看来，关键在于要让复星的投资紧紧围绕中国产业经济发展的主线。 这同时亦是其寻找未来30年中国增长机会的信心来源。

　　今日，郭广昌的复星系已经形成了涉及生物制药、钢铁、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流通、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庞大产业规模， 直接、间接控股和参股的公司逾100家。旗下的上市公司包括A股的南钢股份、复星医药、豫园商城等， 在港上市的H股则有上海复地和招金矿业等公司。

　　复星的投资触角也重新伸展出来，包括投资海南矿业，与凯雷、保德信合作等项目均浮出水面。 郭广昌在多个场合表示，要学习巴菲特，打造“中国的伯克希尔•哈撒韦”。

　　2010年，对郭广昌而言极具里程碑意义。在世博会民企馆的活动日上，作为该馆发起人的郭广昌出人意料地光脚走上舞台， “这是我第一次光着脚走上舞台，由此我想到自己当时创业多么艰辛”。那一刻，复星储备了18年的声名瞬间放大。

　　翌年，一场名为“中国动力-复星之夜”的盛大品牌沟通会在58街的四季酒店举行。 郭广昌第一次在华尔街金融界的门口做东待客，100多位美国企业界及金融界的名流出席；在华尔街的记忆里， 这场盛大酒会有点特殊。作为中国的投资品牌，复星向全世界名流伸出了橄榄枝。

　　2011年，郭广昌的身家达到175亿元，在《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中位列第27位。 东阳书生郭广昌，曾经“靠泡饭和梅干菜读完高中”的寒门学子，如今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同时也是战绩显赫的投资者，在过去的20年间，成功涉足十余个产业，鲜有多元化投资败案。 如今，更有了清晰的战略目标，即成为全球领先的专注于中国成长动力的投资控股集团。

　　从贫苦出身的农民子弟到复旦大学的天之骄子，再到当今中国民企行业的领袖； 从创业时的白手起家到如今控股复星集团的商界巨擘，郭广昌创造了一个个令人神往的财富神话， 甚至因其哲学系背景而被外界笼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而郭广昌也在继续利用自己的内敛和坚韧，演绎着独属于他的商界传奇。

这个满清贵族后裔的美籍华人正以自己的审美观影响着中国最有活力的城市。
1990年底，李景汉把故宫护城河边一幢四合院改造成为被著名旅行杂志Conde Nast Traveler命名为“全球50大热门餐厅”之一的四合轩。
那时开始，似乎就注定了他将成为见证并推动中国时尚进化的推行者之一。

2000年之前的上海，新天地还没有被冠上“时尚”的头衔，外滩则
仅仅充当着毫无生气的背景。

　　1992年，上海决心对外滩万国建筑群进行改造。起初人们并不清楚，这群庞大而古老的万国建筑，需要怎样改造、改造之后又能做什么。此后的六七年间，等待被改造的外滩万国建筑群仍没能找到恰当的定位。改造虽然一直在延续，但却总是反反复复，拿起又放下，或者改了又改。

　　和许多商业巨头一样，新加坡佳通私人投资有限公司一直在迷恋着外滩，1997年该公司的拥有者林氏夫妇以4000万美元买下了外滩三号——准确说那时的门牌号尚叫“中山东一路3号”。而李景汉的到来，对林氏夫妇来说，纯粹是个意外。

　　李景汉说，他当时只是想到上海办个画廊，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外滩三号，但一见到那栋楼，一个大胆的想法立即萌生了出来。

　　于是，在李景汉的提议下，双方共同成立House of Three公司，投资3500万美元，由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麦克尔•格雷夫斯(Michael Graves)担纲大楼的内部改建和设计，将外滩三号改造成上海顶级的奢华生活场所。

　　像Coco Chanel当年一样，那时李景汉的想法也受到了人们的嘲笑，外界对其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最终，它成为了外滩第一个改造成功的案例。作为一种精确的回忆力量，大理石、黄金、白银、原木、马鬃营造的几何空间，不仅为这个都市光荣与激情的复兴，同时也是精英之梦的再造。

　　“外滩三号”模式被迅速复制。这些原本是“中山东一路某号”的建筑，纷纷更名为“外滩某号”，被重金包装出租。“外滩源”项目也迅速启动，整个外滩似乎一夜间被唤醒，资本的魔杖点铁成金。

　　李景汉也因此获得了一个新的头衔——高品位生活方式的设计师。在那之前，他最为人们熟知的头衔，是一位资深律师。2004年，他出任拥有450多名律师、中国最大律师事务所——金杜国际律师事务所的董事长。

　　前门23号之于李景汉，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因其家世与北京有着更深的渊源。

　　李景汉的先祖是满清大贵族傅恒，与皇家有着亲近的关系。祖父曾经是北京一所教堂里的神甫，外祖父则长期追随在北京创办燕京大学、后来成为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在毛泽东写下《别了司徒雷登》一文前后，李景汉的外祖父一家追随司徒雷登迁往了美国。

　　从正阳门城楼往东，穿过川流不息的前门大街和天安门广场上的热闹人潮，将进入另一个迥异的世界。这里是前门大街23号，前美国公使馆所在地。整个院子由5座新古典主义风格的花岗岩和砖石楼房组成，漫入其中，古楼老树，静谧祥和，看上去像是一座深不可测的侯门大宅。

　　2005年4月。当时的李景汉以他的The Legation Quarter Ltd名义租赁下这里，并更名为“前门23号”。他希望借助“前门23号”，来唤醒前门的记忆。

　　5年，京沪两地时尚地标拔地而起。从北京四合轩、四合苑画廊，到上海外滩三号，再因前门23号回到北京，李景汉带着他的事业逐渐融入中国，普通话越说越好，也越发直率地将作品驻进中国的核心，使勇猛的艺术生活主张与中国的当代社会发生互动，中国的任何阶级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

　　他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贵族，营造一种不纯粹体现在财富上的生活趣味。“我在做事情而已，做别人没有想到的事，我就是一个做事情的人。”李景汉很谦逊地说道。

　　作为一个愿为完美理想而付出辛勤劳动的人，李景汉乐在其中。二十年的时间里从未松懈，如同在绘制一幅巨大的画作，没有边界，也不分领域，集合了全世界的颜色，而主题却只有一个——赶在他人之前,描绘出生活里所有可能发生的绚丽。

联想是中国最独特的公司之一。
至少在面对那些困扰过绝大多数中国企业的难题——
比如创始人的路线之争、产权改制、交接班和国际化——

它总能平滑而顺畅的迎刃而解。
这让柳传志和他的联想系，俨然成为一个谁都熟悉，却又谁都难以复制的存在。

　　他并不愿承认联想“伟大”，只将自己今日的成绩归为两点：持续和发展。前者指联想28年基业未绝，后者指它仍能不停壮大。这是典型的柳传志风格：他能通过坚持追求一些朴素目标，达成外界难以想象的成就。

　　如果以西方角度观之，柳传志并不像其它IT界传奇人物般具有管理学意义上的独特性。他不像史蒂夫•乔布斯，对硬件和软件具有狂热情感，并以独特的个人品味将科技艺术化；也不像比尔•盖茨，通过强势设定行业标准，取得业界难以撼动的地位；甚至，他没有如迈克尔•戴尔一般，依靠对于管理流程的改善颠覆传统电脑业销售模式。

　　倘若一定说明柳传志超越了什么，那就是超越了时代的局限。在中断商业传统、标准晦暗未明的中国，他依靠内心的力量，自己勾勒出了一座“珠峰”，并依靠强大的自控，做对一千件小事，最终成就一个宏大的目标。这已经超越了常规的商业谋略。

　　1984年，对于很多人和事，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柳传志和十几个中科院的同事一起，在一间小平房里办起了“公司”，开始代理IBM的某些产品。那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柳传志也不知道“公司”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个人计算机”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产业。比尔•盖茨为“微软”设定了那个著名目标：“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柳传志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种市场变化，但是联想却不能“造电脑”。当时，在国内生产计算机需电子工业部发放生产许可证，浪潮、长城等公司都有许可证，中科院却没有。

　　认识到自己无法撼动现实规则后，柳传志选择了一条“拐大弯”的路线。1988年1月，柳传志来到了香港。他的目的是，在这个没有“计划”的城市成立一家公司，为生产“个人电脑”做资金、技术和市场准备。

　　春天时，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秋天时，柳传志却在破旧大楼中的狭小办公室里开张营业。这就是柳传志在1988年拥有的梦想和现实。一年之后，柳传志将在香港研发出的“286微机”送上了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德国，当时在汉诺威正举办电子技术交易会。在这次交易会上，柳传志终于达到了“拐大弯”的目的。

　　1997年，联想微机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到了17.6%，比位居第二IBM高出了近6个百分点。也是在这一年，证监会同意“中国联想”在香港上市的计划。“中国联想”成功变身“世界联想”，柳传志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做得好，一步登天；做不好，打入地狱！”2004年12月8日凌晨，在位于北京海淀区创业路上的联想大厦三楼圆形会议室里，整夜未眠的柳传志忧心忡忡地迸出这句话。几个小时后，联想集团在五洲大酒店发布新闻：用12.5亿美元收购IBM的PC业务。与此同时，柳传志选择走下董事会主席的神坛，开始担任非执行董事。

　　当张瑞敏和任正非们仍需小心勾勒各自公司的国际化版图，柳传志已将联想的全球扩张重任委予杨元庆，自己则抽身转型成为投资者。此后，他所掌舵的联想控股春种秋收般不停息地酝酿、孵化新业务。从联想投资到融科智地再到弘毅投资，似乎没有终点。

　　2008年，柳传志的梦想之一实现了。他于24年前创办的联想，成为第一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的中国民营企业。而在金融危机肆虐的2009年，柳传志又临危受命，重掌联想集团大权，完成所面临的“过冬”等任务，重新提振市场业绩。

　　联想的企业史可谓英雄辈出，而柳传志贯穿始终，是公认的“教父”。在30年的艰苦奋斗中创造了一流的联想，在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于风云突变中老当益壮，柳传志于进退自如中“登高而呼，臂未加长而见者远”，俨然联想的定海神针。

　　30年来，一批像柳传志这样的企业家在中国成长起来。或许，正是这个阶层的出现，中国才真正往前走了一大步。柳传志，无疑是其中走在最前面，甚至是站在最高处的少数几个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