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城通勤看中国三大增长极一体化差距？

三大增长极——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引领

1990 -2018年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高达5.3亿，城镇化率从26.41%增长到2018年的59.58%。伴随城镇人口规模的激增，一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涌现，“中心化”、“大型化”成为中国城镇化初期城市形态演变的主导趋势。与此同时，区域内城际联系进一步强化，使得低水平的城市密集区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都市圈、都市连绵区演进。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广阔的腹地支撑使得三大增长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均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功能，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三大都市连绵区夜间灯光影像图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https://www.lightpollutionmap.info；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本文借鉴都市连绵区的内涵，以城市夜间灯光图作为参考，以地级行政区划作为基本单元，将三大区域中空间一体化相对明显的地域范围作为后续研究的基础，详细信息见文末。

2017年中国三大都市连绵区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规模体量—长三角一骑绝尘，珠三角紧追不舍，京津冀望尘莫及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经济基础雄厚、人口高度集聚、发展腹地广阔、是我国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密集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以上海为支点，沪宁、沪杭（甬）两条主廊道串联起江浙沪15个地级市，统计口径常住人口接近1.1亿，高德口径实有人口接近1.4亿，DID人口规模超1亿，GDP规模接近13.4万亿，不论是经济体量或是人口规模均远超其他两个区域。

2017年三大都市连绵区主要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毗邻港澳，发展起步早，区域内各城市之间发展相对均衡，整体实力仅次于长三角。广佛肇、港深莞惠、澳珠中江三大城市组团串联起珠三角9+2城市群，统计口径常住人口约7000万，高德口径实有人口接近1亿，GDP规模接近10.2万亿，尽管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较长三角均有一定差距，但从人均GDP来看，珠三角都市连绵区人均GDP达14.6万，强于长三角（12.7万），换句话说，珠三角区域居民生活水平整体高于长三角。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但就区域实力而言，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较长三角和珠三角明显逊色。京津冀都市连绵区以北京为核心，以京津发展轴、京唐发展轴和京保发展轴为主要廊道，支撑起该区域的城镇网络格局。该区域统计口径常住人口约6000万，高德口径实有人口接近6800万，GDP规模接近6万亿，总体来看，经济和人口体量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均有较大差距。

长三角—一超多强，南弱北强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及其部分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一超多强，多点开花的城镇网络体系助推长三角高质量发展。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经济焦点相对分散，多个发展动力源由点串联成网共同支撑起这一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城镇密集区。毫无疑问，上海是整个长三角的“老大哥”，中心地位非常明确，除上海外，南京、苏州、杭州和宁波作为次中心城市同样表现出强劲的人口集聚作用，此外该区域还分布有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嘉兴、湖州等经济实力显著的三级中心城市，成为整个都市连绵区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从核心城市人口密度分布来看，整体呈现“内极密外较疏”，即核心区人口高度集聚，外围区域人口相对集聚，就人口密度来看，沪杭50-80km人口密度均高于京津区域，表明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内部发展相对均衡，已初步形成了梯度分布合理、经济实力雄厚、功能联系密切的多中心城镇体系，一个超大规模的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趋于成熟。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市通勤网络及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内部发展层次结构明显，南翼城市总体弱于北翼城市。北翼城市带以沪蓉高速为依托形成沪宁城市发展廊道，串联起苏州、无锡、常州、南京等一批苏南地区的高能级城市，智能制造基础雄厚、外向型经济特征显著，是长三角发展的主动力轴之一。从该区域跨城通勤网络来看，沪宁廊道中心区域通勤网络连绵化态势明显，跨城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中，有7对位于北翼城市带。相较而言，南翼城市带网络联系发展相对滞后，廊道能级仍待进一步提升。尽管拥有省会城市杭州和副省级城市宁波，但宁波与杭州经济体量差距较大，与杭州的发展互动仍待强化。此外，嘉兴、湖州、绍兴、舟山等城市能级尚无法与苏锡常等城市媲美。未来仍需进一步推动城市间联动、协同发展，增强城市经济实力，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水平。

珠三角—三足鼎立、东重西轻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及其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多中心、分散式、网络化城镇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泛珠三角地区既有省会城市、经济特区也有特别行政区，使得该区域市场基因强大，行政主导偏弱，广州、深圳和香港作为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相互之间更多的是相互制衡与协作，而不是从属与支配，因此才有了蕙港深长期以来的“区域龙头”之争。此外，从核心城市人口密度分布来看，广州和深圳呈现明显的“内极密外较密”的分布格局，即核心区人口高度集聚，外围人口集聚水平仍非常高，表明珠三角地区发展均衡程度整体较好。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市通勤网络及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数据尚包含港澳地区；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三大组团抱团取暖，区域发展东重西轻。从区域整体格局来看，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深圳是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创新之都，广州是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国际商贸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以穗港深为核心，形成的港深莞惠、广佛肇、澳珠中江三大城市组团，反映出该区域多中心、连绵化的发展态势。从通勤网络格局来看，广州-佛山、深圳-东莞-惠州跨城通勤联系密切，两大组团已实际形成，但肇庆尚未完全融入广佛联系网络中。此外，珠海-中山-江门组团内部城市联系网络仍相对松散，仅珠海-中山联系相对紧密，表明湾区内部东西两岸发展仍存在较大差距，且湾区东岸发展水平整体高于西岸。未来珠三角都市连绵区仍需继续发挥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尤其是湾区西岸，应进一步通过集聚发展，发挥对于粤西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

京津冀—双核集聚、两级分化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及其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区域内部发展极不平衡是京津冀一体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也是阻碍该区域向世界级都市连绵区跃迁的最大障碍。从人口要素的不均衡集聚便可见一斑，京津冀都市连绵区人口呈现“双核集聚”特征，北京一城独大的倾向较强。从京津两市人口密度分布来看，尽管整体均呈现“内极密外极疏”特征，但就两地0-15km平均人口密度对比来看，北京几乎是天津的两倍。总体而言，京津双核对周边地区的“虹吸效应”仍超过辐射带动效应，伴随着各类优质资源不断向京津，尤其是北京集聚，环京津区域整体呈现各类要素净流出的态势，环京津贫困带的长期存在便是该区域发展不协调的重要佐证。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跨市通勤网络及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区域性中心城市缺失是京津冀核心区外溢受阻和区域网络联系松散的主要原因。从京津冀跨城通勤网络来看，北京与周边区域通勤联系最为紧密，其次是天津，但其他城市尤其是河北内部城市间联系强度过弱，从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来看，这一特征更是显著。该现象既是京津冀都市连绵区核心城市极化效应过强的结果，同样也是周边区域城市聚集能力不强的表现。京津冀都市连绵区内部联系的单向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造成了内部辐射效应无法顺畅地进行次第传承与外溢，导致一方面核心城市规模不断膨胀，造成严重大城市病，而另一方面周边区县发展资源和机会被剥夺，发展能力受限。

不平衡、不充分：三大增长极一体化发展共性问题

成熟的都市连绵区强调区域间的高度同城化、强调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强调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配置的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仍任重道远。

长三角与珠三角一体化仍不均衡，但渐入佳境。从城镇体系发展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城市层级分化日趋固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二级、三级中心城市在人口和经济规模等方面与一级中心城市仍有较大差距。当然，较京津冀而言，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态势已相对明显，跨行政区联系也越发普遍，城市发展连片化、连绵化趋势显著。但未来一体化进程中也各自面临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科研基础支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和短板。

京津冀一体化阵痛不断，道阻且长。北京、天津势能突出，京津跨行政区联系网络相对紧密，其他城市散点式分布周边，发展相对失衡。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仅北京的经济增速相对理想，2018年稳定在6.6%；天津经济下降严重且持续低迷，经济增速为3.6%，全国倒数；河北发展依然不温不火，经济增速仅达到6.6%，预想中的经济加快增长并未出现。此外，京津冀区域还面临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尚未形成有效衔接，三地规划统筹、产业协同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等问题。

机制讨论：集聚VS扩散、行政VS市场

首位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是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京津冀都市连绵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核心城市“支配地位”明显，区域发展行政分割严重，北京和天津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远小于虹吸效应，由此产生的“环首都贫困带”成为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困境。相比之下，长三角、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发展阶段相对成熟，核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更为明显。以苏州和东莞为例，苏州紧邻上海，所吸收的FDI甚至要超过上海，经济发展赶超南京和杭州，成为全国最强地级市；而东莞则接受深圳辐射，充分把握承接产业转移的先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东莞奇迹”。由此来看，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此外，制度因素是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地区行政约束较强，市场力量不充分，区域发展中政治考量的影响因素较大，行政壁垒严重阻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制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相较而言，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外向型经济模式带动更强，其中珠三角开放存量优势高于长三角，但增量优势较长三角相对较弱。从域内统筹难度来看，珠三角一体化从省内开始推动，难度系数相对较小，但仍面临与港澳协同等问题，而长三角一体化范围涉及两省一市，跨省协调难度大，但以新出台的行动计划为节点，长三角一体化也将逐步进入实质推动阶段。总体来看，制度差异对区域间生产效率、创新创业氛围、对外开放程度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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