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增长极——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引领
1990 -2018年间我国新增城镇人口高达5.3亿,城镇化率从26.41%增长到2018年的59.58%。伴随城镇人口规模的激增,一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涌现,“中心化”、“大型化”成为中国城镇化初期城市形态演变的主导趋势。与此同时,区域内城际联系进一步强化,使得低水平的城市密集区逐步向更高层次的都市圈、都市连绵区演进。
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也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示范区。广阔的腹地支撑使得三大增长极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区域、国家乃至世界的经济、科技、金融等领域均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科技创新的孵化器功能,成为国家对外开放的门户枢纽。
三大都市连绵区夜间灯光影像图空间分布
数据来源:https://www.lightpollutionmap.info;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2017年中国三大都市连绵区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经济基础雄厚、人口高度集聚、发展腹地广阔、是我国规模最大,一体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城市密集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以上海为支点,沪宁、沪杭(甬)两条主廊道串联起江浙沪15个地级市,统计口径常住人口接近1.1亿,高德口径实有人口接近1.4亿,DID人口规模超1亿,GDP规模接近13.4万亿,不论是经济体量或是人口规模均远超其他两个区域。
2017年三大都市连绵区主要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是中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地区,但就区域实力而言,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较长三角和珠三角明显逊色。京津冀都市连绵区以北京为核心,以京津发展轴、京唐发展轴和京保发展轴为主要廊道,支撑起该区域的城镇网络格局。该区域统计口径常住人口约6000万,高德口径实有人口接近6800万,GDP规模接近6万亿,总体来看,经济和人口体量较长三角和珠三角均有较大差距。
长三角—一超多强,南弱北强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及其部分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长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珠三角—三足鼎立、东重西轻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及其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珠三角都市连绵区跨市通勤网络及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 |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数据尚包含港澳地区;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京津冀—双核集聚、两级分化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及其核心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图
数据来源:https://pudding.cool/2018/12/3d-cities-story;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跨区县通勤网络空间格局分布图
京津冀都市连绵区跨市通勤网络及通勤规模前十位的城市对
数据来源:高德大数据;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 |
不平衡、不充分:三大增长极一体化发展共性问题
成熟的都市连绵区强调区域间的高度同城化、强调要素流动的自由化、强调医疗、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配置的一体化。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作为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区域,仍任重道远。
长三角与珠三角一体化仍不均衡,但渐入佳境。从城镇体系发展来看,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城市层级分化日趋固化,区域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仍然存在,二级、三级中心城市在人口和经济规模等方面与一级中心城市仍有较大差距。当然,较京津冀而言,长三角、珠三角一体化发展态势已相对明显,跨行政区联系也越发普遍,城市发展连片化、连绵化趋势显著。但未来一体化进程中也各自面临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科研基础支撑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和短板。
京津冀一体化阵痛不断,道阻且长。北京、天津势能突出,京津跨行政区联系网络相对紧密,其他城市散点式分布周边,发展相对失衡。伴随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有序推进,仅北京的经济增速相对理想,2018年稳定在6.6%;天津经济下降严重且持续低迷,经济增速为3.6%,全国倒数;河北发展依然不温不火,经济增速仅达到6.6%,预想中的经济加快增长并未出现。此外,京津冀区域还面临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尚未形成有效衔接,三地规划统筹、产业协同等方面仍需进一步深化等问题。
机制讨论:集聚VS扩散、行政VS市场
首位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是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京津冀都市连绵区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核心城市“支配地位”明显,区域发展行政分割严重,北京和天津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效应远小于虹吸效应,由此产生的“环首都贫困带”成为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重要困境。相比之下,长三角、珠三角都市连绵区发展阶段相对成熟,核心城市对于周边区域带来的溢出效应也更为明显。以苏州和东莞为例,苏州紧邻上海,所吸收的FDI甚至要超过上海,经济发展赶超南京和杭州,成为全国最强地级市;而东莞则接受深圳辐射,充分把握承接产业转移的先机,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东莞奇迹”。由此来看,核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是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保障。
此外,制度因素是影响区域一体化进程的根本原因。京津冀地区行政约束较强,市场力量不充分,区域发展中政治考量的影响因素较大,行政壁垒严重阻碍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制约京津冀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相较而言,珠三角和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外向型经济模式带动更强,其中珠三角开放存量优势高于长三角,但增量优势较长三角相对较弱。从域内统筹难度来看,珠三角一体化从省内开始推动,难度系数相对较小,但仍面临与港澳协同等问题,而长三角一体化范围涉及两省一市,跨省协调难度大,但以新出台的行动计划为节点,长三角一体化也将逐步进入实质推动阶段。总体来看,制度差异对区域间生产效率、创新创业氛围、对外开放程度影响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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