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在2015年提出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如今对各国政策、公众意识和企业发展路径的深远影响开始显现，同时我国的政府引导力度、公众监督意识逐年加强。不久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很多企业家而言，如何将投资变得更有社会价值，如何用投资创造社会美好，是企业能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2月5日，在财新传媒联合商道融绿共同举办的第五届中国责任投资年会上，开展了“可持续商业文明：责任创造投资价值”主题论坛。南都公益基金理事长徐永光先生和汉富控股公关与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匡冀南分别从公益和商业的融合等角度发表演讲，剖析了当前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现状。

徐永光：企业履行责任就像打靶，抓住痛点才能正中靶心

企业公益与企业社会责任可划分为从1.0到4.0的四个版本。企业社会责任1.0是能够承担对消费者、员工、环境和依法纳税等法律强制性责任的企业。2.0是在承担社会责任的同时，自愿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企业，即自愿而非强制性的。3.0是把承担社会责任，融入到产业链中，践行战略公益的企业。而4.0就是企业能把满足社会的刚需指向社会痛点，精准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企业的使命。

承担社会责任、解决社会问题就好比打靶一样，将1.0至4.0版本分布在靶上，企业就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打靶到相应的区间。10环企业即企业社会责任4.0企业就是能够满足社会刚需的社会企业，社会痛点就是社会企业的社会投资，责任投资的靶心，打到靶心就是击中人心。

国内大量的企业目前仍然处于接近1.0甚至更低的版本，但是社会责任投资已经开始介入市场的主流。他预测，未来的几年，分享经济增长速度将保持每年40%以上。

做有责任的投资，重视ESG，就是一边做好事，一边赚钱，而且还能够有更好的回报率。很高兴今天发布的ESG美好50指数对于引导社会投资是非常有利的。

商业向左讲社会责任，公益向右求变革创新。左右逢源，止于治善。

匡冀南：企业社会责任对商业文明的可持续推动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如果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分成1.0到4.0四个阶段。那么，

1.0是指企业在经营中，已经认可了社会这个门类，或者有专门的预算和岗位，或者定期捐款来做回馈社会的举动。而在中国大部分企业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行动都已经达到或是超越了。

2.0阶段是指企业用自己最擅长的资源来回馈社会，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捐款。比如不久前京东用自己的丰富的物流网络，把一些汲取的物资送到贫困地区，也许这种形式看似和捐钱差不多，但更重要的是企业调动了背后的资源，所付出的远远大过捐钱。如今，我们能看到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3.0阶段是指当一家企业CSR从传播体系里剥离，将其放置于企业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当一个企业遇到机遇期，能够利用社会资源，以回馈社会的方式，来突破经营瓶颈的时候，企业社会责任就变成了企业战略决策中的组成部分。

4.0则有两层含义：一是企业已经以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作为经营目标；二是把回馈社会作为企业营业指标之一来衡量。假若我们所有的管理层都给下属在KPI中加入回馈社会指标的话，那我们的企业社会责任会在商业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商业文明的进程，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企业社会责任的水平提高，不仅会推动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也会对企业自身的经营，提供更广阔的资源和助力，同时也在不断地拓宽整个商业文明的外延和可持续的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既有规律可依，又找不到一个逻辑当做一个定案。希望我们一起加油，既可以做科学家，又可以做艺术家。

本次圆桌讨论环节由闻远达诚管理咨询总裁李国威作为主持，也非常有幸邀请到Ben & Jerry’s董事Terry Mollner，Calvert社会责任投资基金董事Sydney Amara Morris女士，京东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马丽波女士，汉富控股公关与品牌管理中心总经理匡冀南，以及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郭毅等来自投资方、企业和学界的资深人士共同探讨责任、投资与价值的关联。

·跟随世界潮流，中国正在走进责任投资“新时代”

李国威：“责任创造投资价值”，从各位的角度，不管是企业、学界、还是投资人、被投资者，如何看待这个概念？以及简要谈谈在发展中你们的收获。

Terry Mollner：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社会责任的运动在美国兴起。Ben&Jerry和我，当时和联合利华协商，签了一个法律合同，规定联合利华花同样多的预算，放到我们的社会责任中。在2000年，联合利华的CEO，也同样爱上了这一套社会责任运动的理念，所以联合利华也改变了自己。我们是被大公司收购，而这个大公司在日常的活动中，也发现第一我们是他们盈利最高的一个子公司，第二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

李国威：从什么时候开始，投资方会考虑一个企业的社会形象，或者说社会形象开始变为一个非常明确的指标，作为投资人选择标的的标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Sydney Amara Morris：我们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是当Calvert开始的时候，经历二战刚结束、婴儿潮、女权主义、反战情绪等等，导致了一种道德上的追求。在那个时候，亚当斯密写了一本奠基的著作《道德情操论》。我们抓住了这个历史潮流，并且进行商业的分析，把这两点结合到一起，也让我们抓住投资的机遇。

郭毅：从中国的转型来说，近三十多年来是最为迅速的阶段。从责任投资的方面来说，或者说从企业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些年来，中国企业的推进，包括理念传播，离不开公民的行动。目前，我们进入了新时代，有几个关键词：不充分，不平衡。

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投资的主题上，我更希望把它解释为几个方面的不充分、不平衡：一个是被投资者和投资方的不平衡。因为在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在价值理念的认同上，有的是单一经济行为的导向，有可能是一种价值行为的导向，是取决于投资者和被投资者双方的谈判力。其次是价值观。如果说是有强势的谈判力，这种接纳行为就有成功的结果。但是如果在谈判上处于相对弱势的话，这种行为就只能是市场经济行为。所以我们现在倡导这种责任投资，或者是信息披露，要对我们的经理人负责，投资人也要对他的投资负责。

·让社会责任创造经济价值

李国威：在公司投资的时候，如果社会责任有点问题，或是ESG有点问题，但是确实可以带来很多回报，那么你们如何权衡和把握之间的平衡？

匡冀南：当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个部分，只是回馈社会的时候，你永远是要帮不了别人的忙，但是你能够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时候，与其说是在回馈社会，还不如说是帮自己。当企业投资到一个领域，只是帮助社会的时候，这个没有办法说服任何人。那如果这个事情，对企业有更加深远的回报，对企业的利益能够带来增值化的效果的时候，自然愿意做这件事。在责任投资中，如何将社会效应叠加到经济效益，得出来加强的主效应，这个部分的工作该由谁来完成？这个部分的内容，如何让它变成一种职业和职业化，很遗憾地是，我在商学院里没有看到这样的课程，公益学院也没有看到这样的课程。

李国威：京东作为电商平台，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在做公益，现在还有京东公益基金会，其实京东公益给你们带来了什么样的价值？除了社会形象以外，有没有投资价值？

马丽波：我不想说公益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一个什么价值，我想把它说成更宽泛的社会责任，大家喜欢把公益说成拿点钱，拿点资源、出出资。但其实企业它是一个人，有它一些先天的个性在，京东这家公司，是体系化地做社会责任。

我2014年2月份创立了京东公益基金会，比如说大家现在想想说，你们在京东买东西，你们图的是什么？像徐老师说的，我们的目标向着那个靶心，击向社会的痛点。京东下了特别大的力气，资金链差点断裂，建全国的物流体系。到今天为止，回报率要超过100倍-150倍。我觉得这就是企业的人格特性，有社会责任的“初心”。

·面对变革，需要制度建设与领军企业协同作用

李国威：面向未来，下一步企业或者投资领域遇到哪些挑战？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局，相应带来了哪些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Terry Mollner：对于我们西方来说， ESG已经出现了，大家都已经对ESG有所认知，并且开始实践。那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美国很多企业进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应该怎么样回应当地的社会环境？怎样坚守我们的一些原则？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达成一致，然后最终形成合作？

李国威：在我们周围发生的环境里面，社会的变革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例如最近幼儿园的事件，还有很多环境的问题。那么社会和治理在这些方面需要投资怎样去影响和引导呢？

郭毅：我觉得在责任投资领域，和我们整个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实际上都涉及到同样一个问题。到底是图什么？图你的社会责任内涵，还是单纯的市场效益，这个博弈的过程是复杂的，同时也是多元和长期的，我觉得从过程当中，我们要社会往好的方向发展，或者是责任投资内涵，真正有责任的价值意义的过程中，的确是需要“惴惴溪流”，汇聚成为一个庞大的理想，我觉得社会本身监督的力量，最重要的也是最底层的，最深层次的，但是这个方面有两个建设，一个是需要制度建设，比如说每个人对善的理念和认知，他们的意见能够表达出来，能够加以引导，我觉得我们的监管部门需要去推动的。中国的变化这么快，前景是比较乐观的，只要我们的监管者部门的人心态放松。

马丽波：大家在做公益和社会责任的时候，想把这件事情做成，但是不一定让消费者买单，我们要把握一些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是被其它人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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