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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经济”对中小城市数字经济的影响
2017年10月10日 11:30

  (作者 苏子珊)粤东小城惠州炎热而潮湿。王业辉清晨醒来,打算驾驶自己的日产轩逸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作为广东惠州的一位滴滴网约车司机,他一大早就接到了远途订单:从家附近的东沙江公园前往仲恺开发区。

  王业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他语速很快且逻辑清晰。在接触滴滴之前,王业辉从事快速消费品行业。他从业务员做到主管,又从主管做到大区经理。直到最后要被调离惠州的时候,王业辉拒绝了。三十岁出头的他已经在这座城市安家,也刚刚有了小孩,“我家在这里,我不会选择离开”。

  从先前的公司辞职后,王业辉的工作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但收入水平却丝毫不低。他颇为骄傲地打开手机上的滴滴车主客户端,展示自己的收入明细:年初前3个月,他每月的营收都在1.2万元以上,3月份更是达到了1.5万元。除去油钱,他最高的月净收入超过1万元。一年多下来,他几乎把车钱都挣了回来。

  在惠州做滴滴司机,王业辉体会到这份职业带来的尊重和价值,也明显感受到了数字经济在非一线城市的迅速发展。

  以广东省为例,图1将广东4座非一线城市的月人均出行量,与广州和深圳两个省内“经济引擎”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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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广东非一线城市人均出行量高于广深

  惠州是珠三角中小城市的一个缩影,扩展到广东等珠三角城市,从非户籍人口比例来看,珠三角是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区域,以上图中的深、广、惠三城尤为典型。因此由于假期的缘故,广东各市在年初假期时的人均出行都有小幅度下滑。

  比较网约车在珠三角城市的发展,可以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清远的月人均出行量排名全省最高,而增速最快的河源最终超越前者,跃居榜首。除此之外,江门和惠州的人均出行表现也十分优秀,明显超过广深两位省内“老大哥”。

  在江门当地人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实惠”是智能出行的最大价值,一位滴滴出行用户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从酒店去江门东站,叫了两辆出租车都说不打表,第一次要价40块,第二次甚至要到50块。我叫了辆滴滴快车,到了火车站后用手机支付,显示金额只有22.67元。” 2016年中,滴滴出行在江门的发展进入加速期。在这座人口只有400多万人口的“中国侨都”,出行生态正潜移默化地被改变着。

  河源的一位媒体记者也认为,滴滴出行为市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验,而且确确实实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惠州一家租赁公司的销售总监介绍说,虽然多数订单集中在惠城、惠阳和仲恺等主城区,但滴滴在惠州的覆盖很广,已经发展到周边的乡镇地区。

  图2将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所经济强市排除后,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5座非一线城市,并对各市滴滴司机的收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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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广东非一线城市司机收入高于均值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广东5个中小城市的司机营收稳步增长,远高于全国84座非一线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上文提到的惠州。自去年9月以来,惠州司机营收有较大幅度增长,今年2月后增速尤为明显。

  不仅收入在涨,滴滴司机的数量也在增长。在这座粤东小城,像王业辉这样从事网约车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前两年在大城市普及的新兴行业,正在惠州、中山这样的中小城市风靡起来。有的人辞职“跑滴滴”养家糊口;有的人闲时“拉两单”补贴家用;还有一位司机在生意屡次亏损后,拾起年轻时做部队司机的“饭碗”,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

  即便作为兼职工作,滴滴也能为司机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一位在中山做保健品生意的司机说,不忙的时候他会把店面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开车跑几个小时的滴滴。他粗略地算了一笔“数字经济账”:做兼职司机每月营收也有数千元,况且时间自由和工作灵活更是网约车吸引他的最主要原因。

  如同中国数百座的非一线城市一样,辛劳而勤恳也是许多滴滴司机的共同特点。他们或许背景各异,或许对“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以自己专业的服务精神,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出行动力。作为网约车司机,他们是数字经济在非一线城市兴起的“一线”见证者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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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 各省数字经济指数对比(2017.08)

  随着规模初见雏形,数字经济的“拉平效应”也已不是秘密。财新传媒与BBD联合发布的《8月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排名首位的北京数字经济指数为626.7,而排名最末的西藏却仅为0.3。虽然数字经济在省际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异常突出,但是数字信息产业仍呈现出欠发达省份“赶超”发达省份的迹象。在促进生产力方面,数字经济也体现出了缩小差距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省际间差距。上文通过对人均出行量和网约车司机营收数据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数字经济的“拉平效应”并非省际间独有,这一特点在一线与非一线城市的对比中更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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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 各省数字经济弹性指数对比(2017.08)

  作为数字经济中的一部分,滴滴出行究竟为前者的增长做出多少贡献?这从数字经济“弹性指数”中可见一斑。纳入滴滴出行乘用车数据和支付数据的“弹性指数”,体现了数字经济对社会运转效率的提升作用。放眼全国,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弹性指数增长率为29.87%,对整体指数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28%。而聚焦广东,从2016年底至今网约车行业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更高。省内比较来看,2017年8月广东滴滴司机的营收环比增长不仅超过弹性指数增速,更是跑赢了该省整体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速。

  无论是在惠州、中山、江门、还是河源,广东智能出行发展只是全国数字经济潜力的缩影。相比一线大都市,低线城市中产阶层的日常开销较低,负债压力较小,因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自由度也在逐年攀升。可以说,非一线城市的消费结构已迈入“数字化”阶段:消费市场日趋扁平化,商品和服务仿佛触手可及。

  《8月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全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可以从发达地区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地区。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只要信息通道、互联网、移动终端应用等基础设施完备,智能出行模式的传播速度将变得非常快,对数字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拉动作用也是即时的。

  在近几年的发展潮流中,网约车经济起初拉动了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而从去年起,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网约车在中小城市、甚至边缘城市的普及,那些中小城市的数字经济同样得到长足发展,后发优势明显。智能出行、线上支付、共享经济……这些在大都市早已不再陌生的消费场景早已登陆非一线城市。这不仅说明非一线城市对数字经济的接受度良好,更侧面反映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向低线城市“下沉”,数字经济已经重塑了非一线城市人群的消费习惯。

  随着消费升级机遇的到来,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智能出行不仅能提高司机收入、提供出行便利,更将为非一线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数字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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