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苏子珊）粤东小城惠州炎热而潮湿。王业辉清晨醒来，打算驾驶自己的日产轩逸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作为广东惠州的一位滴滴网约车司机，他一大早就接到了远途订单：从家附近的东沙江公园前往仲恺开发区。

　　王业辉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干练，他语速很快且逻辑清晰。在接触滴滴之前，王业辉从事快速消费品行业。他从业务员做到主管，又从主管做到大区经理。直到最后要被调离惠州的时候，王业辉拒绝了。三十岁出头的他已经在这座城市安家，也刚刚有了小孩，“我家在这里，我不会选择离开”。

　　从先前的公司辞职后，王业辉的工作变得更加灵活自由，但收入水平却丝毫不低。他颇为骄傲地打开手机上的滴滴车主客户端，展示自己的收入明细：年初前3个月，他每月的营收都在1.2万元以上，3月份更是达到了1.5万元。除去油钱，他最高的月净收入超过1万元。一年多下来，他几乎把车钱都挣了回来。

　　在惠州做滴滴司机，王业辉体会到这份职业带来的尊重和价值，也明显感受到了数字经济在非一线城市的迅速发展。

　　以广东省为例，图1将广东4座非一线城市的月人均出行量，与广州和深圳两个省内“经济引擎”作比较。

　　图1 广东非一线城市人均出行量高于广深

　　惠州是珠三角中小城市的一个缩影，扩展到广东等珠三角城市，从非户籍人口比例来看，珠三角是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区域，以上图中的深、广、惠三城尤为典型。因此由于假期的缘故，广东各市在年初假期时的人均出行都有小幅度下滑。

　　比较网约车在珠三角城市的发展，可以发现在绝大部分时间里，清远的月人均出行量排名全省最高，而增速最快的河源最终超越前者，跃居榜首。除此之外，江门和惠州的人均出行表现也十分优秀，明显超过广深两位省内“老大哥”。

　　在江门当地人看来，日常生活中的“实惠”是智能出行的最大价值，一位滴滴出行用户对此有切身体会：“我从酒店去江门东站，叫了两辆出租车都说不打表，第一次要价40块，第二次甚至要到50块。我叫了辆滴滴快车，到了火车站后用手机支付，显示金额只有22.67元。” 2016年中，滴滴出行在江门的发展进入加速期。在这座人口只有400多万人口的“中国侨都”，出行生态正潜移默化地被改变着。

　　河源的一位媒体记者也认为，滴滴出行为市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验，而且确确实实地方便了人们的出行。惠州一家租赁公司的销售总监介绍说，虽然多数订单集中在惠城、惠阳和仲恺等主城区，但滴滴在惠州的覆盖很广，已经发展到周边的乡镇地区。

　　图2将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这四所经济强市排除后，挑选了最具代表性的5座非一线城市，并对各市滴滴司机的收入进行分析。

　　图2 广东非一线城市司机收入高于均值

　　在过去的12个月里，广东5个中小城市的司机营收稳步增长，远高于全国84座非一线城市的平均水平，其中最突出的当属上文提到的惠州。自去年9月以来，惠州司机营收有较大幅度增长，今年2月后增速尤为明显。

　　不仅收入在涨，滴滴司机的数量也在增长。在这座粤东小城，像王业辉这样从事网约车行业的人越来越多。前两年在大城市普及的新兴行业，正在惠州、中山这样的中小城市风靡起来。有的人辞职“跑滴滴”养家糊口；有的人闲时“拉两单”补贴家用；还有一位司机在生意屡次亏损后，拾起年轻时做部队司机的“饭碗”，重新找回生活的意义。

　　即便作为兼职工作，滴滴也能为司机带来可观的额外收入。一位在中山做保健品生意的司机说，不忙的时候他会把店面交给妻子打理，自己开车跑几个小时的滴滴。他粗略地算了一笔“数字经济账”：做兼职司机每月营收也有数千元，况且时间自由和工作灵活更是网约车吸引他的最主要原因。

　　如同中国数百座的非一线城市一样，辛劳而勤恳也是许多滴滴司机的共同特点。他们或许背景各异，或许对“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以自己专业的服务精神，为城市提供源源不断的出行动力。作为网约车司机，他们是数字经济在非一线城市兴起的“一线”见证者和受益者。

　　图3 各省数字经济指数对比（2017.08）

　　随着规模初见雏形，数字经济的“拉平效应”也已不是秘密。财新传媒与BBD联合发布的《8月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排名首位的北京数字经济指数为626.7，而排名最末的西藏却仅为0.3。虽然数字经济在省际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异常突出，但是数字信息产业仍呈现出欠发达省份“赶超”发达省份的迹象。在促进生产力方面，数字经济也体现出了缩小差距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拉平了省际间差距。上文通过对人均出行量和网约车司机营收数据进行分析，也不难看出数字经济的“拉平效应”并非省际间独有，这一特点在一线与非一线城市的对比中更为显著。

　　图4 各省数字经济弹性指数对比（2017.08）

　　作为数字经济中的一部分，滴滴出行究竟为前者的增长做出多少贡献？这从数字经济“弹性指数”中可见一斑。纳入滴滴出行乘用车数据和支付数据的“弹性指数”，体现了数字经济对社会运转效率的提升作用。放眼全国，2016年9月至2017年8月弹性指数增长率为29.87%，对整体指数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6.28%。而聚焦广东，从2016年底至今网约车行业对数字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更高。省内比较来看，2017年8月广东滴滴司机的营收环比增长不仅超过弹性指数增速，更是跑赢了该省整体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速。

　　无论是在惠州、中山、江门、还是河源，广东智能出行发展只是全国数字经济潜力的缩影。相比一线大都市，低线城市中产阶层的日常开销较低，负债压力较小，因而他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自由度也在逐年攀升。可以说，非一线城市的消费结构已迈入“数字化”阶段：消费市场日趋扁平化，商品和服务仿佛触手可及。

　　《8月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报告》中指出，数字经济、共享经济在信息基础设施完善的情况下，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全新的数字商业模式可以从发达地区迅速扩散到欠发达地区。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只要信息通道、互联网、移动终端应用等基础设施完备，智能出行模式的传播速度将变得非常快，对数字经济和社会效率的拉动作用也是即时的。

　　在近几年的发展潮流中，网约车经济起初拉动了一线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而从去年起，特别是今年以来，随着网约车在中小城市、甚至边缘城市的普及，那些中小城市的数字经济同样得到长足发展，后发优势明显。智能出行、线上支付、共享经济……这些在大都市早已不再陌生的消费场景早已登陆非一线城市。这不仅说明非一线城市对数字经济的接受度良好，更侧面反映出伴随着移动互联网向低线城市“下沉”，数字经济已经重塑了非一线城市人群的消费习惯。

　　随着消费升级机遇的到来，以滴滴出行为代表的智能出行不仅能提高司机收入、提供出行便利，更将为非一线城市带来不可估量的数字经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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