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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印度人真的乐意排很久的队才买到一张电影票，他们只是还没发现有移动支付这样更好的选择。这里的中产阶层正在快速崛起，对支付的时间、舒适性要求也会越来越敏感。
二维码西游
2016年11月8日晚上，温涛从网上看到印度总理莫迪突然宣布废除500和1000卢比大额钞票，以至于穷人、富人、明星连夜在ATM前排起几公里长队的新闻时，这位支付宝的后端工程师，正坐在中国杭州蚂蚁金服的大楼里写代码。
原本还不清楚这对自己的工作意味着什么，但第二天去看印度最大移动支付平台Paytm的系统流量，温涛才发现增长迅猛。「原来我们给它设计的水位线是这样的。」温涛把手抬到下巴的位置，「但现在水位线一下子这么高了。」他的手又举到了眉毛。
「重大利好、撞了个头彩、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蚂蚁金服国际事务资深总监郏航一口气用了三个比喻——印度废钞本意在于打击腐败和黑钱，却同时为电子支付拓宽了道路。
郏航说，在印度，78%以上的消费都是用现金，13亿印度人只有两千多万张信用卡，每10万印度人只拥有18台ATM，从银行角度推进去现金化寸步难行，「但第三方移动支付给印度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废钞前，Paytm连接的线下商户是200万，废钞令3个月后，接入商户增加至600万，是所有银行卡和POS机连接的商户数的五倍还多，印度货币流通总量86%的现金也已退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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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的废钞令下达后，印度境内所有取款机前都排起了延绵上公里的长队。
但时间回溯到两年多前，当Paytm创始人Vijay Shekhar Sharma关注到支付宝时，印度市场上并没有任何成熟的电子支付工具，对莫迪的政令更是无从预测。
这位出生在印度最落后北方邦的年轻人，凭着自己的禀赋与勤奋，从印度电信公司底层员工一路做到高管后离职创业。
他最初的想法是做个电子钱包，供用户交手机费。印度电信线下网点很少，网页支付程序繁琐，况且，又有几个印度人拥有一台电脑呢？绝大多数印度人只能顶着40多度的高温，步行少则几百米，多则几公里，到最近的网点交话费。
由于业务场景单一，Paytm当时仅有2000多万用户，日均交易数连100万都不到。
对于是否要牵手Paytm，蚂蚁高层起初有些犹豫，反对者认为，印度的智能手机覆盖率不够，Paytm当时还是基于非智能机，这种手机不能自由下载APP，而且移动数据会产生费用，印度人不愿意花钱下载程序。
「有人提出，印度的基础设施不行，中国这套玩法在这里玩不转。」郏航注意到，印度街头还有专门帮人装APP的小店，「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
最终，蚂蚁金服决定把宝押在基础设置改善的可能性上。这个宝押中了发展国家的趋势，塔塔科学院教授S.Parasuraman说，印度正在实施「跳跃式发展」，直接发展移动普惠金融，而这一策略的基础，就是大量铺设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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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tm总部一楼大厅里等候面试的年轻人。在他不远处，是Paytm带有热血和未来气息的slogan：Go big, or go home。
2015年，当郏航第一次去Paytm时，还是被当地的基础设施水平震惊了。他从酒店叫车过去，连门牌号都找不到，给开到了贫民区里，「原来这才是真实的印度」。
Paytm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安全风控团队最初不到十人，完全依赖线下人工操作。每天早上，他们收到数据挖掘团队的邮件，再通过打电话排查其中的可疑操作者。
Paytm曾推出用户间转账的奖励活动，但因为系统对反作弊经验不足，常被用户注册多个账户套取奖金，资损严重，不得不一度关闭转账功能。
印度人口仅次于中国，且人均年龄不到30岁，可以想见，本土电子支付市场竞争激烈。但当所有人都还在用「大刀火枪」时，「我们去给其中一家提供了大炮和机关枪。」郏航说，「这个仗就好打了。」
2016年，蚂蚁金服向印度派去了一整个技术团队，为Paytm提供风控、反洗钱等移动支付基础能力支持。而一些小的技术工具也毫不逊色，比如扫描二维码的「火眼技术」，能应付各种非常态光线，如反光、光线过明或过暗。
Paytm 的CFO Amit Sinha是典型的印度精英，矜持、骄傲，但对这一来自中国的创新也毫不吝啬激赏：「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二维码运用到这个程度，我们对比过过其它公司的二维码技术，支付宝的辨识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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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街头的一个鲜花摊，也是用二维码支付，这是印度600多万接入Paytm的商户的缩影。
技术输出只是一方面，蚂蚁金服反复和Paytm交流的还有关于对于产品的理解。怎么看待钱包和用户？怎么做场景？印度是个电影大国，在德里、孟买，电影院随处可见，但印度人没有先买票的习惯，电影院售票大厅永远像中国春运时的车站。
郏航建议对方考虑在线选座、购票功能，Patym的人却摆摆手，「他们说中国人干什么事都很着急，我们不同，喜欢悠闲，喜欢惊喜，喜欢到电影院才决定到底看什么。」
不过，抱着试一试的心态，Paytm还是上线了在线购票，结果一个月后，就卖出了印度市场六分之一的电影票。
「没有人真的乐意排很久的队才买到一张电影票，只是他们还没发现更好的选择。」郏航笑笑说，「并且，印度中产阶层正在快速崛起，他们肯定会对时间、舒适越来越敏感。」
Paytm的产品经理还开发了在中国都未普及的功能，比如在电影海报上印二维码，用户扫码即可买票；再比如，用户不用打印电影票，直接到进入前扫一扫就好。
如果不是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就进入印度市场，并主动进行技术输出，那么当莫迪宣布废钞令时，Paytm也就没办法抓住这「重大利好」，迅速扩张用户。
截止到2017年4月，Paytm用户数达到了2.2亿，居世界第三位，这意味着，眼下每六个印度人，就有一个是Paytm用户，这个数字还在以每月800万到1000万的速度增长。
「由于一家人共享一部手机在印度是个普遍现象，所以Paytm的实际用户数还要更高些。」郏航说。
洄游鱼与飞行者
郏航199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出国是顺理成章的选择。但不同的是，他曾两度海归，第一次从加拿大回国，去了中信银行；第二次被银联派去北美开拓业务。
10年后，他从美国再次回国，加盟蚂蚁。「在互联网金融这块，中国已经跑到世界的前面，」郏航说，美国在互联网创新上很杰出，但他们的传统金融体系发达，给普通人提供的服务已经非常完善，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空间就小。
当印度模式快速复制到其它东南亚国家后，他又在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尼、韩国来回奔波。
每当有老同学问他，base地在哪里？郏航会笑说：「在飞机上。」
他觉得现在的工作是20年前的某种倒转：不再向远方寻找更好的生活，而是为远方带去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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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程序员们会时不时起身即兴跳个舞，以至于舞蹈和英语，是中国码农们在印度提升最快的技能。
在技术人最好的时代选择回国，郏航不是孤例。
熊务真12岁时跟随家人去法国生活，他的外曾祖父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熊庆来，母亲是获得过法国骑士勋章的科学家。在法国时，熊务真先后就职于西门子、Business Objects，回国后在SAP、易保任研发总监、副总裁，亲历了中国科技、特别是软件、Techfin的快速发展。
2016年，熊务真加入蚂蚁金服，任国际事业部技术总监。「愿景是最吸引我的，」他说，印度只是一个开始，蚂蚁的目标是服务全球20亿用户。
蚂蚁之前，没有大公司做过如此规模的技术出海。以Paypal为例，其全球化策略是在海外设立独立子公司，主做支付，并没有提供深入生活场景的金融服务。蚂蚁面前是一片蓝海，但同时，也是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无人区。
与Paytm开始合作后，熊务真发现，必须根据印度当地情况量身定制技术解决方案。比如支付宝上一笔交易如果超过几秒钟就会被拒绝，但印度通讯慢，网络不稳定，交易时间就要放长。在印度，停电和网络问题时常发生，Paytm于是设了同城双活数据中心加异地灾备，也就是让两个机房同时运转，如果一个机房有问题，另一个机房可以把整个流量扛起来。
Paytm用户实名认证需要在线下完成，Paytm委托供应商来做线下验证，但成本非常高，原因也是中国市场想象不到的。「即便是德里、孟买、班加罗尔这样的大城市，也满是见缝插针的贫民窟，数以亿计的人家是没有门牌号的。」郏航说。
但对于未来，郏航报以乐观。互联网金融是发展中国家「弯道超车」的契机，可以直接跳过传统金融阶段，进入到移动时代。这是中国正在走的道路，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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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晖，蚂蚁金服国际事业部资深专家，在Paypal总部工作了六年，现在驻地在杭州，但要频繁飞往十几个国家，「在杭州租的房子主要就是放床和放行李的」。
2015年，印度生物识别系统完成了对全国8.2亿人口的生物识别数据采样，包括照片、十指指纹和虹膜扫描。印度的支付体系将受惠于这一系统，普遍认为，其强大的数据库有望助理印度的普惠金融实现弯道超车。
去年，Paytm拿到了Payment Bank牌照，计划在印度乡村开设100万个线下网点。你可以把它想象为只有一个人在张罗的小卖部，村民们可以去那里取钱、转账、还能做些理财。这对于数以亿计一辈子都没见过银行卡长啥样的印度人来说，无疑是一头撞上了一个新时代。
面对这一个愿景，眼下两个东方古国的磨合与碰撞都可以解决。印度有12亿人口，将近5亿的人口是移动支付服务商的目标人群。2016年，印度互联网用户超过4亿。Paytm创始人ViJay说：「21世纪是一个亚洲企业家的世纪。中国跟印度如果联手的话，会有战胜世界或者引领世界的可能。」
温涛是那种笃信技术的人，自称「码农」，会自然说到「梦想」这个词。「我们码农都有一个梦想，比如希望再过多少年，你会发现有多少个支付宝，这些当地版支付宝都是蚂蚁输出的技术、经验，是蚂蚁做出来的，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自豪的事情。」
他说的这话并不空泛。温涛从小痴迷计算机，2011年加入蚂蚁金服，在印度项目中，温涛负责后端，没去「前线」打过「仗」。蚂蚁技术出海声名一起，许多国家找来，希望把支付宝的模式复制到自己国家。技术出海逐渐变成了蚂蚁的一条业务线。「刚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好的杯子，」郏航说，「可做着做着突然就发现它是个产品线，可以做出更多的杯子。」
2016年12月，熊务真找到温涛，希望他去做泰国项目的技术负责人。温涛答应了，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的短板——英语，高考英语只考了33分，大学四级根本没碰过。
「当你面对一屋子说英语的人，还有对方的管理层的时候，如果你听不懂别人要表达的意思，你会觉得非常尴尬。温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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蚂蚁的程序员们发现，把公式和模型画下来，比语言和手势比划都梗直接明了，郏航说，「技术和艺术、音乐一样，都是世界通用的语言。」
他以理性的方式去拆解这个问题，先掌握关键词，再根据现场的气氛、主题，去猜对方的意思。自己的口语不追求句式，要别人知道表达的核心意思就行。「这就是做技术的人比较好的地方，即使你今天英语不怎样，没关系，画一下，给你画一个你看我们是不是这么想的。技术是最好的世界语言。」
为了确保信息准确，温涛每次都要反复和对方确认，英语长进不少。他对泰式英语颇有心得，「印度英语就是你基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泰国的话，你会发现原来这个词的发音是这样，从他嘴里出来以后，故意把音拉长了。」
三个月后，熊务真去泰国，发现他已经可以一个人主持会议，用英语和泰方沟通技术细节了。
泰国人准点上下班，到了下午6点，一定走人。一些人因为宗教信仰的缘故，每天8小时工作时间里，要进行5次祷告，周末原则上是不工作的。他们无法理解蚂蚁工程师们996（朝九晚九，一周工作六天）的工作节奏，温涛反之亦然。
但慢慢的，温涛发现蚂蚁同学的干劲多少感染到了对方，「泰国同学也开始加班，有时甚至比我们下班还要晚」。
温涛带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7岁，连续出差对员工的生活状态影响很大。他熟悉每一个团队成员的家庭和感情状态，「有女朋友的不会让他出差超过两周，不然就有风险。现在的女朋友，都被宠坏了」。温涛开起玩笑。
在蚂蚁内部，这支做技术出海的团队被称为「黄埔军校」。「我们这群人适应能力都被逼出来了，今天随便把我们放到哪个战场上，都没问题。」温涛说。
除了印度、泰国、韩国、菲律宾、印尼，郏航透露说，今年年底前还将陆续宣布十几个国家当地版支付宝项目，而这些当地版支付宝所在地，与中国政府主导的「一带一路」高度重叠。
不过对于温涛来说，那些是大词，这位言辞不多的码农更关心的是技术对生活真实的改变。
泰国、印尼、菲律宾这些东南亚国家，有很多人会去周边国家打工，由于他们的家人绝大多数生活在乡村，一辈子都没见过银行卡，他们只能通过地下中介把钱汇到家里，交上10%－30%的手续费，「汇一百块钱，到父母手上只剩下七八十块」。
泰国街头，温涛还经常看到卖水果的商贩，在40度的太阳底下边切水果边擦汗，再从大把的现金中找零。
他希望将来有一天，这些人能用手机轻松给家人汇款和收钱。
Hello World，是温涛接触最多的英文词汇。它是一个测试，象征一个程序的开始，过去几十年，它已然成为全球程序员的传统。
「这是一个有趣的事情。」温涛说，「我们这个团队，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对着世界说hello world。」
(文章来源：人物 作者：陈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