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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南洋

2015年07月09日 14:39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下南洋”。

  谈起新加坡,大概很多人会想到的关键词是“亚洲四小龙”、“华人多”、“环境好”、“新马泰旅游”等等。由于地缘较近,中国与新加坡自古以来就有着持续的联系。据统计,在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人口总数的74.2%,而大多数的新加坡华裔的祖先都源自于中国南方,尤其是福建,广东和海南省。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有如此之高的比例并非偶然,“下南洋”便是其中不得不提到的最重要的一点。

  “下南洋”、“闯关东”和“走西口”并称为中国近代史上三次大的移民潮,“闯关东”和“走西口”主要是自南向北的迁徙,而“下南洋”是三者中唯一一个华人向南的大迁徙。自明朝以来,尤其是清朝末年,不堪战乱的普通百姓和权力失落的前朝贵族纷纷移居海外。而由于地缘上的毗邻关系,东南亚则成为中国移民的迁徙地和避难所,因此这种迁徙在历史上就被称为“下南洋”。

  所谓的“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称呼,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一个概念。它主要地包括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印度尼西亚群岛,也包括中南半岛沿海、马来半岛等地,当然,这里也就包括今天的新加坡在内。而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以福建、广东人占绝大多数,比例高达95%以上。

  当时,闽粤沿海一些贫困农民一般通过两种方式下南洋谋生:一是自发结伙出海,公推一名“客头”,由其垫付船资伙食,众人到南洋后以劳动所得偿还欠债,立有“公凭”为据。实质上,这种“公凭”就是押身抵债的集体契约。另一种是农民把自己质押给船户,到海外找到亲友或雇主垫付所欠船资等费用,约定以劳动偿还。

  然而无论是苦力还是契约劳工,他们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猪仔。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澳门纪略》中,描述的是这些中国劳工在被运出国之前,常常是被成群地关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食物都装在一个大盆里,劳工们只能像猪仔一样围盆抢食。中华民族是一个农耕民族,一般来讲农耕民族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土重迁,更希望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平静生活。要做一个离家的游子,要到新世界去努力与开拓,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然而,这些华人移民漂洋过海来到“南洋”这块新土地,在这里安家落户,的确开创了一片新的天地。

  且看今日的新加坡,其已俨然飞速发展为一个崭新的国度。有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美誉的新加坡是亚洲的发达国家,根据2014年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报告,新加坡是继纽约、伦敦、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亚洲重要的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成员国之一,也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英联邦(The Commonwealth)以及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APEC) 成员经济体之一。

  然而回顾历史,大量华人涌入东南亚一带,“下南洋”的中国人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当地经济开发的主力军,改写了东南亚地区长期以来的面貌,同时也给东南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华人来到东南亚后,对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经济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新加坡经济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方面,许多华人在侨居国从事商业活动,负责管理海外贸易,收购当地土特产,销售该国货物,从而形成一个沟通中国与海外贸易的商业网络。这些人也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另一方面,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烤面包师、裁缝、鞋匠、金匠、银匠、雕刻师、锁匠、画家、泥水匠、织工,几乎无所不包。从事农业、园艺和渔业的华侨人数也很多,他们同样在当地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下南洋”将中国和“南洋”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了一起,超越了地缘上毗邻,将中国人的观念和文化潜移默化地带到了流入地。尽管其过程是艰辛的,但其无论是对于个体还是群体而言,其意义都是重大的。在这次“大出行”中,向南迁徙的华人移民完成了历史上的一次壮举,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也给东南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下南洋”绝非一个静止的概念,中国人“下南洋”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但在交通和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下南洋”有了更加便捷的途径和方式,而原因也更加多样化。很多人为新加坡的美景慕名前去旅游,而新加坡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也吸引了很多中国学生和学者,新加坡不断发展的经济吸引着大量的华人资金和人才的流入。当今的“下南洋”并不难,却更加充满了机遇和挑战。随着中国和新加坡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外交等方面交流和合作的不断深入,两国的接触更加紧密,未来的中新两国会在历史的画卷上书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