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十年中，关于中国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赶超西方的问题，在专家们中间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双方各自都提出了好些论据。经过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30年积累，在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财富》全球500强公司排名中，中国公司在2005年只有20家，在2014年已经增加到95家。有不少指标都在向我们昭示中国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然而也有人认为，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而且面临的挑战也不少。尽管经济取得了成就，可是收入差距过大，中国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以及某些行业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都是显而易见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基本建设和制造业已经跑到了前面，而消费和服务业却仍然十分落后。此外，若要全面赶上西方，中国还需要处理好一些重大的结构性挑战，如中等收入陷阱和全球日益一体化的商业环境等。
在这个新开辟的专栏中，我们准备就中国和中国的企业有可能在哪些方面赶超西方的问题，在国家、团体法人和个人这三个层面上仔细分析，并提出建议。在国家层面上的赶超，先前在历史上就有不少成功的例子，如西半球的德国和东半球的韩国，它们的经验表明，瞄准出口的国家政策和强大的国内经济产业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可是在当今的世界，虽然每个国家都想要增加出口，许多国家的“软件”能力却明显不足，比如说教育和消费都比较落后，不可能为它们的企业和国民有效地融入全球经济提供必要的条件。我们这个专栏的目的就是来探讨在当今世界为了实现“赶超”必须要做哪些事情。
一个国家能够“赶超”，这样一种思想有它的历史来由，德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向我们提供了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两类国家成功实现赶超的一系列典型案例。在理论上，可以认为“赶超”其实就是要尽快缩小本国的生产率和人均收入落后于先进国家的差距。回顾历史，赶超国家获得成功有多种不同的原因。例如： 1） 在美国，通过引入新的动态管理制度实现了大规模生产和销售，使它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得以成功赶超英国； 2）德国在19世纪通过采用新的组织生产和研发产品的方式实现了赶超；3）最近，日本通过在制造业进行创新，比如采用及时生产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最后，4）在新加坡和香港，通过开辟新市场和引入国外直接投资促进了赶超式发展。这些例子表明，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推进国家的快速发展，但是同时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中国应该采用什么模式或者说选择什么道路才能够完成它的赶超之旅呢？
众所周知，中国在过去30年中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种与众不同的搭配，即由国家搞基本建设，同时又吸收从发达经济体转移来的技术。有关的研究是把中国的赶超式发展归因于通过革命性转变而建立起来的那种“北京共识”，即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在经济上对外开放，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及重视保护私有财产。特别是，政府鼓励技术交易、促进知识推广转移和提升工业的政策，再加上实行新型的民主集中制管理制度，至今仍然是中国赶超进程中的关键因素。正是这些政策为成千上万本土企业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有国有企业，也有私有企业。
不过，有迹象表明这种模式或许已经达到了它能够支撑的极限。中国马上就要遇到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这是它不得不迈过的关口。我们知道，在经济已经发展到具有中等收入的大量国家中，只有极少数国家能够闯过这个关口，继续实现更高的人均收入。南非和巴西都曾经遇到过这个难题，而且至今还陷在这个陷阱中不能自拔。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会发现它们的经济增长突然停滞，因为它们既无法有效地与具有廉价劳动力的国家竞争，也无法有效地与具有创新活力的高收入国家竞争。关于中国当前是否已经处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在研究者中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慢了下来，它已经不可能单纯地依靠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继续推动增长。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先进技术。然而获得必不可少的创新能力，那是花费极大而又十分复杂的事情。此外，在一个国家达到中等收入以后，它的国民多半就不会还像以前那样愿意做出奉献，而是期望着从社会和从自然环境索取到更多。目前，这两个问题在中国都存在着广泛的争论。
我们分析了一些曾经成功地逃脱或者说未曾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案例，再考虑到如今全球环境的特点，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在国家层面上，培养一种可靠的“社会能力”和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消费优势，是中国顺利通过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要做的两件事情。在中国，新兴的中产阶层如果购买国内企业生产的高质量创新产品必然就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继而，本国企业要寻求高水平的人力资源，这又必然会间接地推动中国“社会能力”的提高。不过，为此就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找到鼓励中产阶级在国内增加消费的办法；二是重塑教育（这是提高社会能力的关键），通过教育使中国的学生和未来的领导人更富有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
要建成这样的社会，关键在于中国的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企业在加强至关重要的国内社会能力和使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融合为一体这两个方面都能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企业不仅是自己国家得到发展的受益者，同时也应该是推动自己国家尽快越过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引擎。在国内，中国企业受到日益增长的中产阶层消费的“拉动”当然是好事，因为这会促使它们不断创新，生产出质量更高的产品。创新和高质量的产品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刺激消费，从而形成良性互动。中国公司在不断壮大中愿意以更大的成本来雇佣素质更高的人才，于是，它们就成为促使教育制度不断升级更新的一种“推力”。最终的教育制度不仅应该是均衡地分配教育资源，同时也会尊重个人的愿望。所以，中国企业在国家的赶超事业中能够起到一种枢纽作用，它们既受益于赶超，同时也在推动赶超。
除了要求国内有上述关键性的变化，在国家层面经济增长的下一阶段还要求中国的企业和组织更加全面地做到对外国际化。在中国日益全面融入全球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应该起到前导作用。在这方面，人力资本和教育仍然是核心问题。事实上，中国公司在走向世界过程中遇到的许多难题，其根源都是由于缺乏合适的领导和无法做出正确的决策。甚至那些最成功的中国企业，如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它们当中有不少其实不过是处在中国经济大环境中的“围墙内的花园”。当然，这些公司以及其他许多公司还会利用中国这个巨大的国内经济体提供的有利条件继续兴旺发达，一同进入国家层面赶超的下一个阶段，不过，中国缺乏的仍然是更加全面地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我们认为，从那些已经成功地向国外扩张的中国公司身上就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例如华为成功地进军欧洲，海信成功地进军美国。这些成功的例子告诉我们，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对于公司层面的赶超是极其重要的。那么回到国家层面，要实现赶超，就必须更加强调教育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能力的重要性。在这个专栏今后陆续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将会介绍进行赶超在公司层面的主要成功经验，它们或许有助于在国家层面上进行的赶超。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