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明：中小企业是“中国创造”的主力

　　近年来，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正面临严峻考验：全球经济发展放缓以及欧美一些国家实施“再工业化”，导致中国出口增速持续放缓；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中国制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逐渐消失。在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王忠明看来，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转型和创新，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变化，希望正寄托在中小企业的身上。

　　创新和转型是中小企业最大的困难

　　问：今年全国工商联开展了中小微企业技术创新综合调研，能否介绍一下调研的结果？

　　王忠明：总体上说，我们现在中小微企业的技术创新还是处在粗放发展的阶段，受制于体制、机制、人力资本等各方面约束，科技体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还远远跟不上，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很困难的，处在“黎明前的黑暗”的阶段。

　　问：中国中小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企业如何应对？需要政府提供哪些支持？

　　王忠明：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有外部体制的束缚，比如融资难，需要发展民营银行、中小银行来对应草根创业；而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更大的困难是转型难、创新难，因为我们整个经济处在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如果还是在产能过剩的基础上去盲目发展，就难上加难。要克服困难，企业的领军人物要有战略眼光，知识结构要跟得上互联网时代的要求。

　　政府不能代替企业去发展经营，而是应该创造环境。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小企业的创立和消亡是一种常态，只要在正常的环境下竞争，他们就相信优胜劣汰，所以政府要“多设路标，少设路障”。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主要需要做到三件事情。第一是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政策、社会、法治、市场环境，要全面治理，这个社会的发展才更有希望；第二是信息发布，比如行业内已经有多少家企业，产能是否已经饱和，信息必须是真实的，不能误导；第三是监管，坚决打击那些违规操作、违背信用、制造不良产品、构建“有毒”社会的企业， 要从“有毒”社会走向“有情”社会、“有序”社会，着力保护知识产权，对侵权行为要加大惩处的成本。

　　转型应着力提高产品附加值

　　问：近两年，中国“世界工厂”地位面临严峻考验，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产业的出口表现总体要好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如何评价这些变化？

　　王忠明：这是非常符合逻辑的，科技含量高的企业，竞争不那么激烈，因为能够生产这样产品的企业本身就不多，又能开发出市场需求；同质重复的企业则竞争对手很多，没有优势可言。我们前些年出口很多物美价廉、低附加值的产品，本质上是在出口我们原本就非常紧缺的能源和原材料，因为运出去的领带、袜子是能源、原材料打造的；运进来的却是芯片，是知识、智慧、人力资本打造出来的，价值含量的差异很大。这样一对比，我们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就是要加大研发投入，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素质，提高产品附加值，没有这些转型，其他转型都谈不上。

　　问：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从产业链低端向高端发展存在哪些挑战？

　　王忠明：凡是越过一定的拐点，逐渐成长起来的企业，最后都不得不努力在微笑曲线上有出色的表现。没有足够的研发投入，产品就很难差异化；没有足够的市场营销，再好的产品也很难有可观的市场业绩。所以说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往往体现在除了坚守生产制造这些环节之外，能不能适时向研发上注入更多的资本，向市场营销方面去寻找一片蓝海，这都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问：相对大型企业，通常情况下中小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低，您认为原因是什么？成功的中小企业具有什么样的特质？

　　王忠明：中小企业资本比较单薄，也很难吸引到优质的人力资源，信用度低，融资障碍多，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经不起失败，这种都是中小微企业特有的风险，不像大企业有周旋余地。

　　但中小企业“船小好调头”，这种机制本身决定了它很适应环境的转换。所有的竞争力都来自抗风险，不与风险为伍，是不可能成长出优秀的企业的，就像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留下来的都能当将军、当元帅。成功的企业主大都具有完全的市场经济精神、企业家的天赋、不可遏制的创业激情，这都是决定中小微企业做大、做强、做长的重要因素。

　　创新亟需再造人口红利

　　问：基于您的了解，目前国际市场如何看待“中国制造”？在转型过程中，中国外贸企业需要如何调整发展策略？

　　王忠明：我认为要重建人口红利。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因为“中国制造”本身的层次比较低，创新含量不够，劳动生产率低。德国不用提什么制造到创造，“德国制造”就是“德国创造”，一个德国人创造的价值可以抵得上十个甚至上百个中国人，这才是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可持续的人口红利。

　　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拼的就是劳动力低成本，提高劳动力成本后，产品的竞争力就下降了。同时，我们当然还可以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或东南亚和非洲，但是产能输出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我们的转型为什么那么艰难，就在于我们的管理者、员工不适应我们整个转型升级的需要。

　　再造人口红利，不是以低成本劳动力作为支撑的，而是以高素质人才，以极富创造力的领军人物、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工程师和研发人员为主导的。

　　问：如何看待“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的发展趋势，中小企业在创新的进程中扮演着什么角色？

　　王忠明：“中国创造”这个概念的本意，是我们要有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而不仅仅是仿制、模仿。如李克强总理所说“全民创新、人人创新”，没有足够强度的创新，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要出现颠覆性的拐点、亮点都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国制造”什么时候能不再强调要走向“中国创造”，那可能就是民族兴盛的标志。我觉得现在的方向是正确的，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依然坚定不移的简政放权和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有这样一种环境，中小微企业很自然地就会进行技术创新。

　　创新的希望一定是在中小企业，因为中小企业创新、前进的动力绝对是大企业不能比的，它们对于企业发展的关切度、驱动紧张度都更高；所有的大企业都是这么成长起来的，但企业大到一定程度，都会有大企业病。我们有70%以上的技术创新来自于中小微企业，即使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如德国，创新的主力也是中小企业。

　　问：有人说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是模仿者，跟随者，而到了互联网时代，终于能够站在前沿，你对此怎么看？

　　王忠明：身处互联网时代是中国的幸运，在历史上没有一次科技革命像这样与我们的命运紧密相关，而且能够吸引如此多的企业界人士与它齐头并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我们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处在前沿，所以很有可能赢得意想不到的良机，假如我们有10个阿里巴巴、10个小米、10个腾讯，中国的经济就会出现新的拐点。完全可以预见将会有一大批弱质的中小企业消亡，但是经过这样一种转变，国民经济才能上一个台阶，迎接真正的凤凰涅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