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学习什么？

　　德意志人是渊博知识的批发商。在狂飙突进的时代，德国人是在历史反思中建立起民族精神的。赫尔曼、歌德、瓦格纳、席勒，通过追寻与反思历史将这种精神确立为人的灵魂、智慧及其行动意志的表现，而费希特在针对拿破仑入侵所发表的《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中，对德意志精神特征做出了精细描述：我们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都严肃认真，而不轻率过日子，把生活当作嬉戏，我们必须给自己建立站得住脚的和不可动摇的原则，这是我们的一切思维和行动的准绳。在我们这里，生活和思维必须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在生活和思维中合乎真理和自然，一句话，我们必须塑造自己的性格。因为“具有性格”和“德意志的”，这两者无疑是意义相同的。

　　德国人通过学习建立自我的精神中心，在浪漫主义、启蒙运动、近代哲学的进程中，伴随着教育、宗教、制度、商业、军事、法学乃至文化生活细节等各方面的熏染，所谓德意志民族性就蕴于其中。同样，善于学习也意味着善于输出，今天看德国人学习到了哪些优质知识，又是如何转化为精神产品再度输出的，以德国为镜，可以看到一种现代模式的发端。

　　哲学：人类思想的侦察兵

　　德语是一种有神秘感的语言，与英语、法语不同，它的动词可以灵活拆解、重组、分割、增减前后缀并进行移动。可以说，德国哲学思维就埋藏在德语的形成进程中，在它的词汇、语法、修辞法当中。

　　在欧洲，德法两国文化同源，都来自古希腊和罗马文明，但因为德国的政治情形，在文化形成上较晚于法国。因此有费希特“将德国人从法国文化中解放”的提法，可见德国起初多是向法国学习的。

　　启蒙运动之后，二者开始相互影响，法国的卢梭、伏尔泰与英国的休谟，对德国人而言是近代哲学的出发点。同时，英国的商业精神和戏剧，对德国市民阶层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在康德出现之后，黑格尔、费希特、谢林、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马克思、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学说，使德国哲学出现一个世纪性的高峰，继之又引发当代法国哲学的兴起，福柯、德里达、拉康等人即是代表。

　　经济：几度重振的毅力

　　德国人的行会传统是形成商业社会的根基。康德所居住的位于边境的哥尼斯堡，曾被俄国入侵占领十二年之久。但其间社会并未产生动荡，居民收入反而有所提高，这全赖成熟的市民经济体系。

　　一战前，德国的商业和经济都达到欧洲顶尖的水平，跨国企业出现，制造业兴起，德国的精密仪器与军事工业都成为世界一流水准的同义词。德国并未急于像其他列强一样去大量开发远方殖民地，而是蹑足列强身后，利益均沾，直到威廉二世头脑发昏，发动了一场使其前功尽弃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能在短期内重振经济，究其原因，一是有战胜国放宽条件，著名的“道威斯计划”以高超的政治手腕解决了德国赔偿难题；二是在欧洲其他国家沉迷于和平后的金融梦幻时，德国的重工业快速发展，成为欧洲快车。二战之后，德国人再度从战败的废墟上重建国家，先是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以贷款的形式启动了它的复兴，而在阿登纳政府的努力下，德国与美国深度合作，引进美国企业管理模式，开创了自己的“社会市场经济”。政府转型为服务型，为消费自由的社会提供优质教育和社会管理。

　　德国搭上了欧洲工业战后整体恢复的快车，在钢铁、化工、重工业制造领域获益甚丰。在职业教育上，德国的优势在于本民族血液中的敬业精神、重工重商的传统和务实的行事风格，这些都为唤醒德意志精神提供了动力。而在文化科技上，这是个盛产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度，在二战前就有53位之多，二战后的得奖者数量仍位居世界前列。在英美等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中，也有相当部分是德裔移民。

　　价值观：复观自然

　　文化自由、价值自由，自由始终是德国人心目中至高的追求，但这种自由理念依然植根于他们的哲学传统，由康德、尼采等人一路推演而来。也有点类似中国人与天地共存的自然观，用德国人的话来讲就是“彼岸的自由”。比如，尼采对人类自身诗性的发掘，提出审美超越的自由，以使人自身成为充满活力的美的创造物。

　　海德格尔则强调“存在的本真”，力图把人生与真理挂钩，他说的“真理”这个词起源于希腊文，意思是无遮，他以梵高所绘的《农鞋》一画为例，称这幅画让人懂得了“鞋真正是什么”，“这硬邦邦、沉甸甸的破农鞋，聚积着那双在寒风料峭中、迈动在一望无际的永远单调的田垄上的步履之维艰，在这双鞋具里，显耀着大地对成熟谷物宁静的馈赠，这双鞋具渗透着对面包的稳定性的无怨无艾的焦虑，以及死亡迫近时的战栗。”

　　海德格尔的“自行安置，自行其意”，与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各有所表，却也如出一辙。

　　教育：现代人的“耶路撒冷”

　　德国人之所以能以“德国制造”闻名于世，在器物、制度、精神诸方面独树一帜，背后的支撑便是“德国学术”。19世纪拿破仑入侵，激发了普鲁士王办教育的雄心，柏林大学便成立于当时，兴办学校一时成为这个民族自强的宝器。到俾斯麦统一德国，欧洲各地慕名来求学的人已络绎不绝。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有言：德国才是现代人类的“耶路撒冷”。俄国人偏爱哥廷根大学，认为它的哲学最能征服俄罗斯精神中的散漫，甚至提出使“俄罗斯人德意志化”的理念。

　　19世纪，有差不多一万名美国学生从德国学成归国，包括社会学家、教育家、各类科学研究室的创办人；而在日本，福泽谕吉设想要建立“像德意志联邦那样的国家”，明治变革使日本有机会学习德国的政治制度，伊藤博文的智囊团中挤满了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人，包括德国顾问，德意志宪法模式也被移植到日本，甚至军事管理、军服制作、兵器，大多采用德国制式。例如鲁迅在仙台大学学医时，所用教材与授课语言均系德语，因德国医学发达，现代医学专有名词多自德语而出。

　　在近现代，中国亦有留学德国的大家，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陈寅恪、冯至和季羡林等人，德意志民族的高纯度国家精神和国民观念，是当时中国人急于引进的外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