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投的三个假说

　　自2004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开始迅速增长，2010年投资规模达到近70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五大直接投资国。根据美国亚洲协会预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到2020年可接近2万亿美元。可见，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可能才刚刚出现。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有这样一个“中国故事”，其可用以下三个假说验证并分析。

　　假说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其金融抑制程度及随之产生的外部顺差呈正相关关系。尽管发展中国家通常应是直接投资的进口国，但是，金融抑制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导致储蓄超过投资，即经常项目顺差；在资本过剩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成为必然结果。2004年之后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正好与经常项目顺差膨胀重合。除了金融抑制，还有一个重要变量，就是相对于美国的收入水平，即随着收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也会迅速增长。未来，中国经济中金融抑制减弱与相对收入增长可能同时发生，这就意味着未来对外直接投资的轨迹不一定是简单线性的。随着金融抑制减弱，对外投资可能会减少；而随着相对收入提高，对外投资又可能会增加。当然，从趋势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会继续增长。

　　第二个假说：中国企业向海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是培育自身竞争优势。也就是说，在宏观因素提供了对外投资的可能性时，企业并没有现成的竞争优势可以利用，因此，更多地将对外投资作为培育独特竞争优势的手段。这样就容易理解，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增强国内企业的竞争力：投资矿产资源是为保障未来稳定供应，投资战略资产是为直接升级国内企业管理水平与生产技术，投资贸易公司是为了直接扩大海外市场。这主要反映大型投资项目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民营企业的投资动机与大型项目有明显区别。大型企业对外投资可能得益于国家积累的外汇储备，但中小企业却面对明显的信贷约束。中小企业大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制造业。它们最近开始增加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生产成本上升，而投资地也多为收入水平更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行为可能会随着经济与政策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第三个假说：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对外直接投资按照不同动机可分成三种形态，即获取战略资产、提高生产效率和占领当地市场。中国不会永远以购买战略资产为对外直接投资主要目的，成为新兴市场经济之后，成本压力会迫使一些企业走上“成本效率型”的道路。而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成本重要性下降，技术重要性增强，对外直接投资会走上“市场份额型”道路。据此可以推断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发生较大变化。一方面随着金融经济改革推进，外部失衡问题逐步减少，简单追逐战略资产的投资会减弱；另一方面，随着成本提高和技术进步，“成本效率型”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分将会不断增强。如果说过去国有企业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未来一个阶段很可能出现民营企业尤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纷纷往外走，构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新一波浪潮。

　　基于此，我们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政府应考虑尽快取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虽然目前的政策并不严厉管制对外直接投资，但通常一个项目需要获得三个政府部门的批准，走这些程序的交易费用非常高，而且实际更多限制了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将对外投资项目审批制改为登记制，有利于促进市场化决策的投资行为。

　　第二，政府支持国有企业走出去宜审慎。不少国有企业还没有解决“谁投资、谁负责”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回报，需要以自身素质做基础。发展中国家对外多投资债券而发达国家多投资股权，决定因素是不同技术与管理能力。债券投资回报较低，如果缺乏投资能力，转成股权不仅不能保证获得高回报，甚至可能血本无归。另外，国有企业大规模往外走，也容易引起东道国民众与当局不安，不利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期发展。

　　第三，政府应该更多鼓励能够帮助国内产业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中国企业大量投资海外资源，作为追求未来高回报的手段无可非议，但预期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保障廉价而稳定的资源供应，则并不现实。相反，一些企业通过对外投资获得先进管理与技术，实现产业升级，此形式应得到鼓励。

　　第四，政府功能要从管制转向提供服务与保护。政府应提供更多的信息服务。许多对外投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得到的金融服务非常有限，也应该考虑给予更多的支持。同时，目前中国虽然已经跟100多个国家订立了投资协定，但大多数都是关于到中国来的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对外直接投资将不断扩大的发展中大国经济体，中国政府也可以考虑推动签订一个国际性的投资协定，更多地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与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