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项俊波

2013年10月28日 20:11

　　除非是出席公开活动，56岁的中国保监会主席项俊波，习惯身着便装。

　　7月26日下午，北京金融大街，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保监会）办公楼的20层，项俊波穿着西装拍照完毕后，马上摘掉领带、换上一件深色夹克，接受财新传媒的独家专访。他确认，这就是他2010年7月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所穿的那件。那次是在中国农业银行上市前夜。

　　作为一名金融监管者，项俊波的经历色彩斑斓。他参加过对越反击战，写过电视剧剧本，干过20年审计。从审计署转到央行，项俊波的最近十年在金融业度过，从负责上海总部筹建的央行副行长，到推动农行改制上市的董事长，再到保监会的最高层。2011年10月，当项俊波得知自己将出任保监会主席一职时，坦言“确实也没想到会来干保险”。

　　对项俊波来说，在国家审计署工作20年，官至副审计长，对监管者的角色并不陌生，但这次从银行业转到保险业，行业跨度较大。

　　2011年10月，三大金融监管机关换任之际，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现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提了要求：尚福林任银监会主席，给一个月时间熟悉银行业情况；郭树清任证监会主席，给一个半月时间熟悉证券业情况；项俊波任保监会主席，可以给两个月时间来熟悉保险业情况。

　　结果，两个月不够。“一调研就是半年多。”项俊波说。

　　此时，中国保险业十多年的高歌猛进已告结束——年度保费增速由20%多降到个位数；保险资金运用的收益低于社会平均回报；保险公司约三分之一的销售依赖银行渠道⋯⋯何去何从？十字路口。

　　到保监会后，项俊波争取到财政部门支持，推动颁布《农业保险条例》。农业保险发展加速，2012年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40亿元，成为国内财险市场的第三大险种，中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

　　接下来连续推出的改革，啃的是保险业的硬骨头，其中既有顺应时势、最后突破，促成14年管制放松的价格改革，如普通人身险的费率市场化； 也有给保险公司资金运用大松绑，激活保险公司投资能力的13项政策；更有为建设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布局，制定更市场化的监管标准。

　　此外，还包括一项外界不容易注意到的变化：保监会主动削权，对保险监管重新定位，为日后放松管制、以市场化手段加强监管的大方向铺路。

　　保监会成立15年，对保险行业一直管得比较紧，紧到有时超出了监管和被监管的关系，曾被业内人士戏称为“保险总公司”，意指保监会对保险公司的“父爱主义”。一方面，在对风险严防死守的同时，也捆住了保险公司的手脚，保险资产收益一直在低位徘徊，逐渐失去了对投资者、消费者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对待业内风险事件，监管部门也很难完全从监管者的角度严格执法，对待业内呼声渐高的市场化改革，更是常常因为存在反对意见就有所反复。

　　“家长打自己的孩子下不去重手，即使犯了错也觉得是好的，这是护犊子的本能。”项俊波说。

　　来到保监会后，项俊波根据国务院的部署，将中国人寿、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中国太平保险集团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行政管理权，从保监会剥离出去。

　　此前，这四家国有保险公司的组织关系及人事权一直由保监会代管。2012年初，这四家公司参照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升格为副部级单位，组织关系及人事权移至中组部。

　　“有人说项俊波傻啊，一来就砍掉自己的权力。（但）我觉得这是应该做的。”项俊波说，“因为这样定位更明确，监管者就是监管者。”

　　谈到下一步改革，项俊波说，“当前，市场化改革既要克服市场化不够、市场活力不足的痼疾，又要克服市场化过度、市场规则缺失的缺陷，循序渐进地往前推。”

角色转换

　　发现几大问题：监管层定位不清晰；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管得过严过细过死；亟需启动寿险费率改革；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很大

　　财新记者：你这次从国有银行董事长到保险业监管者的跨越，有何不同感受？

　　项俊波：当时我到人行和农行的时候，提出要“跳出银行看银行”。到了保监会以后，我也提出要“跳出保险看保险”。保险不只是卖保险，不能只见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有放眼经济发展的大局，找准保险的定位，才能找到感觉。

　　保险业和银行业的差别很大，保险是雪中送炭，银行是锦上添花。保险业有商业的逐利性，但是和银行相比明显不同。保险业无论是对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还是对老百姓，其保障功能是其他行业、其他产品不可替代的。

　　以前在农业银行，是被监管的角色，思路就是做任何决策、干任何事，都要对党和国家负责，经得起有关部门的检查。我到保监会之后，首先强调“为民监管”，要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其次是寓监管于服务之中，为保险业的自主发展，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

　　财新记者：你就任以来，去了哪些地方调研？各有什么收获？

　　项俊波：首先去了南方的广东、深圳，因为当地的保险市场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改革探索有经验，对市场变化反应灵敏，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也相对早发先发。接着去了四川、陕西、西藏、吉林、黑龙江、上海等地区。调研中发现了几大问题：一是监管与部分保险公司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造成监管层定位不清晰；二是保险资金运用监管管得过严过细过死；三是寿险市场发展阻力大，亟需启动寿险费率改革；四是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很大。

　　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对保险的需求，推行新农合、“大病保险”等制度，我对保险业参与江苏江阴、广东湛江的农村医疗情况开展了调查，了解当地农民看病可以报销多少费用。“大病保险”有望在2015年实现全国基本覆盖，农民只需每年多交几十块钱保费，有大病住院就可能多报销10多万元，这对农民是很大的医疗保障。

　　除了现场调研，我们还针对不同对象、不同主题，如服务民生、消费者、中小企业、“三农”等问题，召开多次座谈会。

　　财新记者：你到任后，保监会推出的改革措施较密集，看来基层调研提供了很重要的需求分析。大致过程是怎样的？

　　项俊波：第一个阶段经过调研，先初步了解情况，摸清问题。

　　第二个阶段就是将发现的问题深化、总结、提炼，找准制约保险行业发展的主要桎梏是什么。到了2012年五六月份，差不多完成这个阶段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就是拿出解决方案。2012年第二季度开始，保监会开始推出各项改革方案。2012年4月，保监会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建设，并于2013年5月发布了改革的整体框架。2012年8月，推行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业务。2012年9月，推出保险营销员管理体制改革。2012年11月，国务院颁布了《农业保险条例》，列举多项支持农业保险的措施。

　　2012年6月，征求行业对保险资金运用新政的意见，2012年下半年陆续出台了13项保险资金投资新政策，给保险投资松绑。2012年下半年，启动寿险费率改革；2013年7月17日，国务院同意了相关方案；2013年8月5日，正式实施。

理念先行

　　“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险，建立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减轻政府未来的财政负担”

　　财新记者：保险业本来是金融业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保险业的资产规模一直以20%以上的速度增长，但截至2012年底总资产不过7.36万亿元，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的比重并不大。你谈到保险业的理念改革，找准定位，立足全局谋发展，具体如何理解？

　　项俊波：我认为，主要是从五个方面来发挥保险的作用。

　　第一，保险应该成为金融体系的重要支柱。

　　我这次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发现欧美市场经过金融危机后，保险业仍然相当强大。

　　美国的保险总资产加上养老这块，有17.4万亿美元，而银行才13.6万亿美元。保险公司是许多大银行的股东，因为保险管理的是长期资产，在金融市场举足轻重。

　　目前保险业总资产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比重太小，银行资产140万亿元，而保险才不到8万亿元。从乐观的角度看，保险业提升的空间非常大。

　　第二，保险应该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欧债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希腊债务危机爆发，最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上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国家财政满足不了。我们从国家财政要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大力发展商业养老和健康险，建立多支柱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减轻政府未来的财政负担。

　　第三，保险应该成为灾害救助体系的重要支柱。

　　中国自然灾害不断，政府往往承担无限责任，这是不可持续的。国际上，遇到大型海啸、地震、飓风、冰雹，损失中保险机构承担的赔付比例大概是35%-40%，而目前国内还不到5%。我们应该学习国外，把灾难要承担的损失风险，通过保险和再保险的市场机制，分摊到全球市场。

　　第四，保险应该成为社会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柱。比如交通事故、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方面的风险。

　　举个极端的例子，三聚氰胺毒奶粉案，很多孩子家属到当地政府提出诉求，后来协调有关责任企业筹集了赔偿金，其中一部分为一次性赔偿款，另外一部分设立医疗赔偿基金，由中国人寿管理，用于报销患儿急性治疗结束后到年满十八岁以前，出现相关疾病发生的医疗费用。有了这一层保障，很快，这些家属就不来找政府诉求了。

　　第五，保险应成为农业生产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柱，我来之后推动加紧出台的第一个政策就是农业保险条例。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业保险从启动到现在时间不长，就建成了世界上第二大农业保险市场，仅次于美国。原来在亚洲，日本做得很好。去年，我们已超过日本。

　　财新记者：你大力推动农业保险，设计80%的保费由各级财政补贴的方式，能取得预想效果吗？

　　项俊波：《农业保险条例》的制定推动了好多年，进展一直不明显，在国家的支持下，2012年底终于实现突破，正式出台。

　　推进农业保险，得到财政的大力支持，农业保险的保费由财政部出40%，省一级政府出20%，地市县级政府出20%，农民只出20%。

　　2012年，我国农业保险保费收入达到240亿元，成为国内财险市场的第三大险种，其中中央财政保费补贴金额接近100亿元，省、地、县级政府财政补贴合计近100亿元，农民自身出资的保费不到50亿元。这种保障已经很不错了，美国做得最好的农业保险，也就是这个水平。

　　目前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农房基本上都投保了农房保险，包括台风、暴雨等把农民的房子吹倒了、冲垮了都赔，有时候一个台风的损失赔付都好几个亿，农民得到了保障，对此很支持。

　　保监会下一步考虑批一些专业化公司的牌照，比如专门做农业保险或者远洋保险的公司牌照，推动保险公司走向特色化。我们最近已成立了中资保险法人机构准入审核委员会。

放开定价

　　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推动寿险费率改革；建立市场化的资金运用机制，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松绑；建立市场化准入退出机制，对市场机构建立硬约束

　　财新记者：最近保监会推出费率的市场化改革，打破了过去14年未动的普通人身险最低预定利率。但放开价格管制后，市场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一些中小机构陷入价格战的恶性竞争？

　　项俊波：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定价机制改革大家最关心，也最需要慎重推进。

　　保监会市场化改革的原则，是“放开前端，管住后端”。虽然预定利率放开，取消了对普通人身险的最低价格保护，但对保险公司法定准备金的评估利率定在了3.5%。3.5%是保监会参照“一篮子资产”的收益率和长期国债到期收益率等因素综合确定的。这是个相对审慎的收益率，这么多年以来，资本市场的投资表现或者银行利率，基本上不会低于3.5%，比较靠得住。

　　对预定利率高于准备金评估利率的产品，保监会实行“一事一批”。如果个别公司激进定价，设置预定利率过高，费率、保费下降，就要一次性计提大量的保费不足准备金，并体现为当期的资本占用，进而降低偿付能力充足率。如果偿付能力低于监管要求，保监会就会做出限制展业、暂停开设分支机构、补足资本等惩罚措施。

　　通俗地说，就是你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

　　财新记者：一些中小保险机构还是可能面临风险。但中国现在比较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金融机构有序退出的制度。保险机构的退出制度何时能健全起来？

　　项俊波：是的，制定一万个规则，不如关掉一家的效果好。保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不健全，难以实现市场的优胜劣汰，就像高速公路入口、出口不畅通一样，肯定要出大问题。

　　保监会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市场退出的制度，要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的退出机制。既可以是全国市场的退出，也可以是局部市场的退出；既可以是全面业务的退出，也可以是部分业务的退出；既可以是长期退出，也可以是短期退出。

　　退出制度还包括完善并购重组的机制。保险公司特别是寿险公司具有经营长期负债的特性，其关闭清算牵涉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问题。从国际金融监管经验来看，并购重组在优化市场结构和实施市场退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有效减少行业震动，降低救助成本。

　　保监会正组织专门力量，对中国保险业并购重组的实际情况进行深入的动因、类型和绩效分析，将按照保护消费者权益、尊重商业自愿、适度监管引导、充分公开透明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规范保险业并购重组的监管规则。

　　财新记者：你一直强调费率改革不是简单的降价，而是市场化整体改革中的一个环节。那保监会的整体市场化改革还包括哪些方面？

　　项俊波：为什么现在我们敢放开寿险预定利率了？主要是因为现在监管跟上了，市场化改革条件也成熟了。

　　当前保险业的市场化改革有三个重点，一是建立市场化的定价机制，重点是推动寿险费率改革等；二是建立市场化的资金运用机制，即对保险公司的投资松绑；三是建立市场化的准入退出机制，通过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健全，来对市场机构建立硬约束。

　　自2003年开始，保监会构建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监管体系，2007年完成；2012年4月，保监会启动了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建设，希望引入更市场化且符合中国实际的估值体系，预计最早将于2015年完成。

　　这三项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希望，几项措施能够共同发挥联动效应，为保险行业发展注入活力，刺激保险公司适应市场竞争，积极创新并谋求差异化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符合其需求的产品。

投资松绑

　　“经过这轮资金运用机制改革，可以说，保监会能放开的基本上都放开了”

　　财新记者：与美国、英国、法国等国的保险投资收益率相比，中国保险公司的投资收益率相对较低，降低了国内保险产品的吸引力。保监会现在放开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是第一步，这其实是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2012年下半年之后，保监会逐步放开了保险资金投资管制，你的考虑是怎样的，至今成效如何？

　　项俊波：来保监会后，我总感觉我们管得过多过细，与市场化的要求有较大差距，国务院领导也明确指示我们推进保险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我们判断，实行过去的资金运用监管模式，对防范保险资金运用风险有一定作用，但行业可能因此被管死，相比而言这是更大的风险。推进资金运用机制的市场化改革，对保险业来说是从根子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比不改要好，早改比晚改要好，大改比小改要好。

　　经过这一轮改革，保监会出台了十几项改革措施，可以说，保监会能放开的基本上都放开了，资金运用的政策环境较之以前发生了根本的改观。2013以来，投资新政效果初步显现。上半年，保险资金年化收益率为4.98%，2012年同期为3.56%。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保险业资金运用仍然面临投资收益率偏低、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权益投资波动大等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改革中逐步化解。

　　财新记者：市场确实比较关注，保监会还将在哪些方面继续推进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

　　项俊波：我们确定了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把投资权和风险责任更多地交给市场主体，增强市场活力。

　　在简政放权方面，下一步保监会将继续取消一些不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比例限制，按照投资品种风险属性不同，纳入到大类资产配置比例中，不再就投资项目单独设置具体比例。按照完全市场化的要求，投资比例限制将全部由资产认可比例替代，只是现在的步伐不会一下迈得那么大。

　　保监会还将拓宽债权投资计划行业范围，不再限定基础设施投资领域，将来凡是国家不禁止的行业，保险机构均可进行投资。行业不做限定，保监会可能会出具一个指导意见，比如支持保险资金投资于新兴战略性产业，服务于国家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

　　在鼓励创新方面，保监会继续鼓励保险公司发起设立类优先股、先股后债、先债后股、股债并行等形式多样的股权投资计划，比如泰康人寿等九家保险公司集体投资中石油油气管道项目。我们也将推动保险资产管理公司设立不同的专业化子公司。

　　为促进保险业支持小微企业发展，保监会正在研究保险机构发起设立小微企业投资基金，以及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等相关问题。

　　简政放权，并非是监管无事可做，反而要在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将推动建立一些类似登记结算中心的基础性组织，为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提供集中登记与结算等服务。并推动构建符合保险资金特点的另类投资市场，满足保险资金以及养老资金的投资需求。

　　财新记者：现在投资放开之后，风险是否也加大了？比如，不少保险公司想参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项目，外界有担心，在目前经济形势下，保险公司会不会进去恰好接了最后一棒？

　　项俊波：资金运用市场化改革之后，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道德风险都会上升，但只要全行业紧绷防范风险这根弦，大的风险是可以避免的。

　　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首先对市场主体的投资决策、流程再造、风险防控等多方面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从改进监管的角度，我们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思路，加大偿付能力和资产配置的硬约束，强化信息披露和风险责任人的硬要求，落实追责制度，坚守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我们将强化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针对利益输送与道德风险、不正当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建设等方面展开现场检查，依法查处违规问题，严肃处理相关机构和当事人。

　　至于地方融资平台的投资，目前保险可运用的资产是7.5万亿元左右，投在地方融资平台上总体不到2000亿元，比例很小。

　　目前保险公司在地方融资平台上的投资，主要是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的几个重点项目，都是投给省一级地方政府，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比如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而且大部分都有大型企业或金融机构担保，基础资产相对优良，相对安全。

刺激创新

　　“保监会正在研究制订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财新记者：你提出保险要兼顾保障和投资理财功能的理念。但这些年，保险公司越来越偏向于销售投资型产品。如何破解呢？

　　项俊波：关于保障和理财的问题，行业内外一直有分歧。

　　对待这个问题，还是要辩证地看。我认为，不卖理财型保险产品，保险公司不好发展，光卖理财型保险产品，这个行业安身立命的基石也被动摇了。我提出要返璞归真，首先要发挥好保障功能，突出“保”字，同时也要围绕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财、财富管理的需求，提高理财水平，两者不可偏废。

　　保险业首先应该姓“保”，这是保险行业的独特优势。

　　发达国家的保险业也是保障型产品发展到一定程度，先站稳脚跟，才进一步拓展理财型业务的。2012年中国普通型寿险保费收入965亿元，只占寿险业务的8.2%。截至2012年底，普通型寿险有效保单1.31亿件，件均保费735元，件均保额5.3万元。

　　中国普通型寿险的覆盖率只有10%左右，发展潜力和空间是十分巨大的。

　　另外国内保险产品同质化严重，基础数据的缺失成为产品创新的束缚。比如美国的汽车保险，定价因子包括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机动车的型号、车况等，国内则缺乏这些全面的数据。所以我来了之后，准备成立一个中国保险数据平台公司，填补这个空白。

　　财新记者：营销员体制改革，涉及公司利益和现行管理体制、机制，无异于一场革命。现在进展如何？

　　项俊波：推进保险营销员体制改革，症结还是营销员收入太低，十几年来一直底薪只有1000多块。

　　下一步，我们考虑向澳大利亚学习其保险个人代理模式，从单纯销售保险产品的个人代理人，向职业理财师转变，薪酬计算方式由传统的代理人佣金转变为理财师咨询费。就是卖完保险之后，作为理财师还要保障客户每年获得较高的收益，对客户长期负责。近期保监会与证监会联合颁布《保险机构销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允许保险营销员销售基金产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银保渠道的改革方向是走专业化之路，学习借鉴台湾地区、英国等成熟保险市场的经验和模式。在台湾地区，银行必须设立专业的保险代理或经纪公司，才能销售保险产品。英国的银保业务有“战略伙伴关系”模式，如英国利安杰保险集团与两家大型国有银行建立合资企业销售保险，把银行的员工变成保险的销售人员。在美国，总资产超过100亿美元的、销售个人寿险的银行中，有一半直接设立保险代理公司销售保险，约19%的银行收购了现有的保险代理公司作为主要销售渠道。

　　保监会颁布营销体制改革意见后，在监管态度、社会质疑和市场竞争压力下，市场主体开始思考、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和渠道：有的探索营销队伍扁平化管理，完善收入分配结构；有的试点员工制，解决营销人员社会保障；有的拓展网络销售、社区门店销售，走营销多元化道路；有的通过设立销售公司，走营销专业化道路，这是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和进展。

　　财新记者：互联网等新渠道，是否意味着未来保险销售的未来趋势？但目前保险公司的内部流程、管理架构、激励机制、风控机制，都并没有准备好向互联网销售的转型。作为监管者，你怎么看？

　　项俊波：马明哲、马云、马化腾他们申请在上海成立一家网络财险公司，我们出于对创新的鼓励和对新技术的支持，经过审慎考虑，批准了公司的筹建。但是接下来，风险怎么管理、怎么防范要重视。

　　他们设想的很好，说可以将保险产品做成标准模式，通过互联网销售，一下子几亿元的规模就来了。我说别想那么简单，一旦有纠纷，不能得到一对一的解决，问题会很大。目前，保监会正在研究制订互联网保险业务管理办法，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此外，一些新兴的销售渠道也在不断涌现，保险公司应该抓住机会积极创新。我给保险公司讲过农行的例子，当时农行和商务部合作，惠农卡走进农村千家万户，每年给小卖部老板交800块钱，农民都可以拿惠农卡去小卖部刷卡。

　　当前，已经有一些保险公司迈出了步伐，尝试与证券公司、房地产公司合作，有的与便利店、超市、票务中心、报业和物业公司合作，有的与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有的开展邮寄直销和门店营销等。

　　我相信，只要坚持创新，注意控制风险，保险公司会找到销售转型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