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顶部的“形而上学”

　　高楼顶部的“意识形态顶戴”，勾勒着中国都市现代建筑的鲜明面貌。它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北京，而后成为上海、广州等大都市竞相模仿的样板。第一代帽子工程始作俑者是北京市长陈希同。他率先提出“夺回古都风貌”的迷人口号，有关机构甚至组建了“建筑顶部设计效果研究小组”（人们戏称“帽子组”），以指导“意识形态顶戴”的大规模营造。从交通部办公楼、全国妇联办公楼、新大都饭店、三里河银行大楼、到现代风格的北京新图书馆和北京西客站，“人字巾”大屋顶和亭阁在高层建筑上四处浮现，宛如国粹主义的海市蜃楼。有些已在施工的重大建筑还要奉旨“加冕”，以汇入这个热烈的美学潮流。

　　现代主义立面（墙面）和民族主义屋顶的拼贴就此形成了尖锐的错位、分裂和对立。这场古怪的国粹化浪潮的结果是，北京留下了大批可笑的喜剧性景观。那些比例失调的大屋顶和小亭子停栖在不同风格的建筑物上，仿佛是一些来自历史深处的不速之客，大肆嘲弄着这座中国首席城市的文化智商。

　　第二代顶戴工程修正了“穿西装戴瓜皮帽”的“伪古典主义”偏向，转而成为“穿西装戴礼帽”的“新古典主义”。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几乎所有新式建筑都被加上皇冠式（一说“铜盆式”或“飞碟式”）的顶戴，以期与“人字巾”划清界限。除了北京的东长安街，上海在这方面作出了最热烈的响应。大批西式顶戴涌现在黄浦江两岸。去年落成的外滩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个杰作，它在现代几何的立面上加盖了一个金属结构的“皇冠”，成为浦西高层建筑的戏剧性标志。这一美学转型解决了立面和顶部的风格性冲突，令上下两截彼此协调起来。但它并未偏离意识形态帽子的路线，相反，令摩天大楼的“顶部意识形态”问题变得更加尖锐。

　　所有这些当代顶戴工程都是文化象征主义的产品，它主要呈现为三条路线：第一是在民族文化的拼贴过程中获得文化象征语义（民族国家主义的产物）；第二是在对包浩斯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复制和模仿中获得文化象征的语义（市场资本主义的产物）；第三是在对高度的苦恋中获得权力象征（垄断资本主义和集权主义的共谋）。在寻求“标志性建筑”的同时，中国当代建筑已经大步流星地误入了歧途。

　　反观民族主义建筑思潮的渊源，它显然不是陈希同先生的发明，恰恰相反，它在北京建政初期就已莺歌初啼。民族主义大顶当时就爬上了标志建筑的顶部，向新中国发出豪迈的喊叫。北京友谊宾馆、三里屯四部一会建筑群、长春地质宫、重庆人民大会堂等琉璃瓦大屋顶，都旨在重现中国古代宫殿和庙宇的威严容貌。而它的历史源泉不是别的，正是人们热烈颂扬的民族主义建筑大师梁思成。

　　在我看来，梁思成就是陈希同的精神之父。他率先把明清宫式建筑风格引入现代建筑，建构了现代国家的建筑语汇和语法。但梁思成的民族主义正是皇权至上主义的建筑学翻版。这个被中国的积弱形象所激怒的杰出建筑师，从宫廷和寺庙模式中招回了旧帝国的灵魂。于是，这种宫式建筑的复兴，为爱国知识份子描述了民族尊严的盛大幻象。

　　我们被迫面对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梁思成就是这场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国家象征主义建筑运动的奠基人。他用古典宫式语法仿写了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令它散发出经久不息的隐喻气味。他倡导的结构理性主义最终转换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他的另一项贡献是把天安门放进了国徽，令其成为新国家主义的伟大象征。

　　这种由梁思成奠定、由陈希同加以发展并受到众多建筑师拥戴的建筑美学运动，在中国各地产生了热烈的回响。顶戴工程不过是这种美学的延伸而已。从制式（如斗拱）、形态（如祈年殿的圆形结构及其内部空间）、数字（如“九”的象征意味）、材料（如琉璃瓦）和色彩（如朱红色），诸多元素构筑着意识形态的象征体系。而后，它在消费资本主义的推动下变得日益庸俗，早期的抽象象征主义逐渐沦为更加媚俗的仿真象征主义。到处是建筑造型的雕塑化、童年化和幼稚化景象。“外滩中心”和“浦东海关大楼”顶部的仿真皇冠，看起来很像是迪斯尼乐园风格的造型，但它却表达了隐含在农民和小市民欲望中的权力崇拜。人民在视觉盛宴中尽情地消费了它，犹如消费掉一张激动人心的宣传画片。他们在交头接耳地说道：看哪，那就是摩登上海！那这其实就是农民式敬畏的一种质朴表达。建筑业最大的敌人优雅地站到了我们的面前。

　　作为文化象征主义的的一种支派，“顶戴主义”的盛行最终只能是权力话语的一种转喻，它看起来酷似旧国家主义权力符码，从官僚集团的头顶转移到了高层建筑的顶部。这种拟人化的权力修辞，为都市建筑提供了无穷的榜样。那些结构上惊人相似的顶戴，或者在阳光下反射着黄金般的色泽，或者在星空下闪亮发光，标定着各个建筑之间以及它们同市民之间的权力关系：尊卑、高低、贵贱、新旧和美丑……。城市建筑群落最终成了人间社会的一个硅酸盐投影。没有什么比这种文化象征主义建筑更接近梁思成设计的那座纪念碑：它们唤醒了人们对权力的记忆，同时也瓦解了建筑自身的逻辑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