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放生：中国企业如何国际化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746.5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4247.8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1.7亿美元，同比增长25.8%。

　　“走出去”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让中国企业不断面临挑战。劳资纠纷、文化冲突、政治风险、人员伤亡，中国企业频频折戟海外，有的甚至血本无归。与此同时，新殖民主义、不遵守规则等，则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中国海外收购频频遭遇不合理的限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应该如何规避、控制风险？如何与项目所在地的团体、民众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如何让“走出去”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财新记者对话企业风险管理专家、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探讨未来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理路径。

　　“走出去”得与失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有不少年头，近几年更是渐成规模。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的总体得失？

　　周放生：“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而且现在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了，而是全球化公司，资源配置要在全球中进行。中国企业“走出去”拿到了很多资源，取得了一些成效、效益，但是，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财新记者：具体来说，存在哪些问题？

　　周放生：首先，准备不足。国家、政府、企业各层面都准备不足。这里我只讲微观层面。即使企业对项目、技术的研究比较充分，对项目所在国环境的研究、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研究，也是严重不足。应该深入研究所在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方方面面，但往往企业没有这种准备。

　　其次，“走出去”前要重视发生过的案例研究，但中国企业对此非常缺乏。

　　第三，现在中国企业对“走出去”的风险评估不足，要请第三方评估。现在的情况是公司普遍没做风险评估，或者是做了但只是走形式。

　　财新记者：很多企业对“走出去”的风险认识也在加强，是不是做得还不够？

　　周放生：企业对“走出去”风险有一定认识，主要是对项目风险的认识比以前有进步，有些企业开始请第三方评估，但仍然忽视项目所在国的国家风险。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会出国家风险地图，把国家风险分为九个等级。如果所在国风险等级高，就要特别重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对方用国家主权基金担保，中国企业认为这是最高等级的担保，但项目完成后，对方并不履行承诺，中方也没有办法。

　　判断国家风险时，要以国家承诺不算数为前提，做最坏的打算，要考虑如果其承诺不能兑现，有什么办法来反制。

　　在我看来，国家风险应该优于项目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普遍没有这种理念，更不用说准备了。

　　财新记者：除了风险，还有其他问题吗？

　　周放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非理性杀价。很多项目都是中国公司，甚至是同一企业不同分公司之间在杀价。我在国内的招标中，曾与多家日本公司谈判，技术条件谈完后，对方只留一个公司谈价格。日本企业有一个联盟，中标公司会将一部分合同分给其他公司来做，本国企业间不做非理性杀价。中国企业现在的做法太不应该了。

　　财新记者：这些问题哪些是客观困难，企业没法控制的，哪些是主观问题？

　　周放生：大多数是主观问题，因为缺乏足够认识，有些甚至是常识，但企业不知道，将其变成巨大的风险。客观困难也有，但如果事先主观上做出充分准备，客观变化时，应对也会更从容。

　　财新记者：“走出去”取得了哪些成绩？

　　周放生：一是获取了一些资源。二是通过并购国外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国内研发难以获得，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一些技术。三是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非常有价值，比学习技术更重要。

　　财新记者：学习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应该是三种收获中最值得推广的吧？

　　周放生：对。获取资源是为了行业发展的需要；学习技术，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而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理念、流程、标准，普遍缺乏，相当于花了钱，只学习了30%能看见的部分，也就是技术，其余70%也就是制度和管理被丢掉了，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规避与控制风险

　　财新记者：下一步中国企业应当如何提高走向国际化的能力？

　　周放生：首先，要做好人才准备。这是综合性的概念，不是只懂技术就够了，而是各方面的人才，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技术、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不一定都是公司的员工，可以借助专家、学者及第三方。

　　其次，要尽可能让有一定经验的“海归”作为“走出去”的项目负责人。有案例表明，有海外经历的项目经理，比经验更丰富的国内项目经理，更容易与对方沟通。包括非洲国家对此难免有崇拜的心理，需要适应这种心理。

　　第三，“走出去”的员工，素质要比在国内的高一些，毕竟国外环境更加复杂，要求员工的学习能力更强。

　　财新记者：企业“走出去”必然要与当地政府民众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关系？

　　周放生：过去“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比较重视与国家政府打交道，这与在国内的习惯一样，甚至有企业觉得跟政府签订合同、协议书，就有保障了。其实不是这样。更要重视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部落、当地团体和当地百姓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关系比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更重要，因为国外很多是民主政府，经常轮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对当地百姓，要让他们在项目中得到利益，得到实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项目往往会失败。

　　财新记者：企业要融入当地，还要面对当地企业。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

　　周放生：第一，尽量弱化“中国公司”的形象，股权结构尽量国际化，组成“联合国军”。第二，尽量与当地公司合资，利益共享，很多项目失败就是这方面做得不好造成的。

　　财新记者：如果股权分散了，会不会带来治理问题？

　　周放生：应该不会。股权结构可以设计，比如中方是第一大股东，而且选择合作伙伴时，要选有共同价值观的，设计好了，公司治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财新记者：“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控制风险？

　　周放生：首先，“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内就要做好风险控制，国内都没做好，何谈“走出去”？其次，“走出去”要对从开始到最后退出，做全过程的系统风险评估、风险识别，也包括风险转移。有些风险是事先意想不到的，要通过购买保险转移。如果中信保不愿意提供保险，那么就要特别小心。另外，项目实施要重视合规和自律，行贿的事尽量别干。有些企业把国内不好的习惯带到国外，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在当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是自己造成的风险。

　　财新记者：重视与当地员工的文化融合，处理好劳资关系，是不是也是控制风险的一部分？

　　周放生：对。国外的劳资关系与国内有本质区别。我曾看到过一家中国公司与所并购的美国公司工会的劳资谈判，历时近一月，合同近万字，比国内详细得多。如果不重视法律合约及其细致程度，劳资矛盾一旦发生，风险很大。应尽量邀请当地律师做顾问，把劳资合同做好。

　　此外，还要注意与当地员工的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尊重其价值观，尤其注意了解当地员工的各种诉求，对合理诉求要及时回应、及时处理，否则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损失会更大。

　　财新记者：近两年，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海外收购屡遭挫折，三一重工也遭遇审查，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和解决？

　　周放生：这些企业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会引起同行的恐惧和本能的抵制，他们会游说政府，制造障碍。中国企业对此要有充分准备，除了弱化中国公司的形象，还可以聘请当地的中介公司、机构，使公司的行为更符合当地的法律和习惯，减少对方公司的借口。

　　另外，也可以考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在国内采用同样反制措施，使对方政府做决策时有一些顾虑。事实上，有一些国外公司所用的借口在中国已经发生，但我们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管理体制待改革

　　财新记者：企业的国际化应该不只是“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国内也面临全球化的竞争，本身就有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你对此怎么看？

　　周放生：很多企业在国内已经面临两个市场的竞争，这是客观的，而且会越来越明显。这相当于“走出去”环境的一部分，在国内两个市场中，提高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走出去”的时候会适应的更好。同时，“走出去”的员工在国外学到的理念、方法、制度、标准，在国内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国内外可以相互促进，取得协同效应。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等领域，制造业领域相对缓慢，是否需要改善？

　　周放生：对，这非常重要。现在应该增加制造业的比重，更加重视制造业海外并购。危机还在继续，国外很多中小企业经营有困难，其中机会值得我们研究，如果能抓住机会，对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非常有利。

　　财新记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成本逐渐上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和阶段会是否也会发生改变？

　　周放生：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会有产业转移的需求。有些产业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了，会转移到更适合的国家，比如纺织。还有一些不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是要规避国际贸易的限制，也要“走出去”。这应该好好研究，哪些产业应该转移，哪些产业应该退出，两者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当前乃至可见的将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取得效益的行业或者领域是哪些？

　　周放生：我的感觉是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制造业，效益可能会比较好。我接触的案例中，这些产业效益相当好，有的只需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这样的项目国内都少有。

　　财新记者：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国企和民企有何不同？

　　周放生：国企和民企，各有优劣。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对风险、人才的准备更加重视，因为风险的结果要自己承担，不足是很多民营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如果与国外差距太大，“走出去”很难适应。国企的优势是品牌不错，尤其是大国企，资金雄厚，管理人才都有一定基础，但是，体制机制、本身的市场化程度仍是短板。国企如果将这些不足带到国外，问题可能会放大。

　　“走出去”最好是国企和民企通过某种方式联合，比如战略合作，或者股份制，互相参股，一起“走出去”。

　　财新记者：“走出去”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最近有报告称，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越了国有企业。在财新的采访中，有民营企业反映在审批程序、外汇、金融支持方面还有一些障碍。你认为，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管理体制上要做出哪些改变？

　　周放生：这是政府管理问题，是国企、民企共同面临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判断切合当前现实。现在政府干预市场、干预微观太多。在企业“走出去”中，更加明显。

　　必要的政府审批是可以的，一定要设定在国家安全范围内，其余的就应该放开，尤其是对民营资本，他们会自己控制风险。

　　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对“走出去”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