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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周放生:中国企业如何国际化

    2013年03月22日 20:22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0 不管是国内还是“走出去”的企业,都面临国际化的竞争;企业提高国际化的适应和竞争能力,国内外可以协同促进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产业结构的变化,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加快。

      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746.5亿美元;截至2011年底,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4247.8亿美元,分别占全球当年流量、存量的4.4%和2%。今年前十个月,中国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581.7亿美元,同比增长25.8%。

      “走出去”为中国企业提供了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也让中国企业不断面临挑战。劳资纠纷、文化冲突、政治风险、人员伤亡,中国企业频频折戟海外,有的甚至血本无归。与此同时,新殖民主义、不遵守规则等,则成为一些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中国海外收购频频遭遇不合理的限制。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应该如何规避、控制风险?如何与项目所在地的团体、民众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如何让“走出去”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财新记者对话企业风险管理专家、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原副局长周放生,探讨未来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合理路径。

      “走出去”得与失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有不少年头,近几年更是渐成规模。你如何评价这个过程的总体得失?

      周放生:“走出去”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趋势,而且现在的“跨国公司”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了,而是全球化公司,资源配置要在全球中进行。中国企业“走出去”拿到了很多资源,取得了一些成效、效益,但是,也付出了很多代价。

      财新记者:具体来说,存在哪些问题?

      周放生:首先,准备不足。国家、政府、企业各层面都准备不足。这里我只讲微观层面。即使企业对项目、技术的研究比较充分,对项目所在国环境的研究、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研究,也是严重不足。应该深入研究所在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方方面面,但往往企业没有这种准备。

      其次,“走出去”前要重视发生过的案例研究,但中国企业对此非常缺乏。

      第三,现在中国企业对“走出去”的风险评估不足,要请第三方评估。现在的情况是公司普遍没做风险评估,或者是做了但只是走形式。

      财新记者:很多企业对“走出去”的风险认识也在加强,是不是做得还不够?

      周放生:企业对“走出去”风险有一定认识,主要是对项目风险的认识比以前有进步,有些企业开始请第三方评估,但仍然忽视项目所在国的国家风险。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每年会出国家风险地图,把国家风险分为九个等级。如果所在国风险等级高,就要特别重视。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对方用国家主权基金担保,中国企业认为这是最高等级的担保,但项目完成后,对方并不履行承诺,中方也没有办法。

      判断国家风险时,要以国家承诺不算数为前提,做最坏的打算,要考虑如果其承诺不能兑现,有什么办法来反制。

      在我看来,国家风险应该优于项目风险,中国企业“走出去”普遍没有这种理念,更不用说准备了。

      财新记者:除了风险,还有其他问题吗?

      周放生: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非理性杀价。很多项目都是中国公司,甚至是同一企业不同分公司之间在杀价。我在国内的招标中,曾与多家日本公司谈判,技术条件谈完后,对方只留一个公司谈价格。日本企业有一个联盟,中标公司会将一部分合同分给其他公司来做,本国企业间不做非理性杀价。中国企业现在的做法太不应该了。

      财新记者:这些问题哪些是客观困难,企业没法控制的,哪些是主观问题?

      周放生:大多数是主观问题,因为缺乏足够认识,有些甚至是常识,但企业不知道,将其变成巨大的风险。客观困难也有,但如果事先主观上做出充分准备,客观变化时,应对也会更从容。

      财新记者:“走出去”取得了哪些成绩?

      周放生:一是获取了一些资源。二是通过并购国外的高新技术企业,获得了国内研发难以获得,或者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获得的一些技术。三是通过“走出去”,中国企业学习到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这非常有价值,比学习技术更重要。

      财新记者:学习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应该是三种收获中最值得推广的吧?

      周放生:对。获取资源是为了行业发展的需要;学习技术,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而学习发达国家的制度、理念、流程、标准,普遍缺乏,相当于花了钱,只学习了30%能看见的部分,也就是技术,其余70%也就是制度和管理被丢掉了,而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规避与控制风险

      财新记者:下一步中国企业应当如何提高走向国际化的能力?

      周放生:首先,要做好人才准备。这是综合性的概念,不是只懂技术就够了,而是各方面的人才,要了解对方国家的制度、法律、经济、技术、文化、风俗、宗教等各方面,不一定都是公司的员工,可以借助专家、学者及第三方。

      其次,要尽可能让有一定经验的“海归”作为“走出去”的项目负责人。有案例表明,有海外经历的项目经理,比经验更丰富的国内项目经理,更容易与对方沟通。包括非洲国家对此难免有崇拜的心理,需要适应这种心理。

      第三,“走出去”的员工,素质要比在国内的高一些,毕竟国外环境更加复杂,要求员工的学习能力更强。

      财新记者:企业“走出去”必然要与当地政府民众打交道。如何处理好关系?

      周放生:过去“走出去”的企业往往比较重视与国家政府打交道,这与在国内的习惯一样,甚至有企业觉得跟政府签订合同、协议书,就有保障了。其实不是这样。更要重视与项目所在地政府、部落、当地团体和当地百姓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这些关系比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更重要,因为国外很多是民主政府,经常轮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对当地百姓,要让他们在项目中得到利益,得到实惠,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项目往往会失败。

      财新记者:企业要融入当地,还要面对当地企业。如何处理与企业的关系?

      周放生:第一,尽量弱化“中国公司”的形象,股权结构尽量国际化,组成“联合国军”。第二,尽量与当地公司合资,利益共享,很多项目失败就是这方面做得不好造成的。

      财新记者:如果股权分散了,会不会带来治理问题?

      周放生:应该不会。股权结构可以设计,比如中方是第一大股东,而且选择合作伙伴时,要选有共同价值观的,设计好了,公司治理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财新记者:“走出去”过程中,如何更好地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控制风险?

      周放生:首先,“走出去”的企业在国内就要做好风险控制,国内都没做好,何谈“走出去”?其次,“走出去”要对从开始到最后退出,做全过程的系统风险评估、风险识别,也包括风险转移。有些风险是事先意想不到的,要通过购买保险转移。如果中信保不愿意提供保险,那么就要特别小心。另外,项目实施要重视合规和自律,行贿的事尽量别干。有些企业把国内不好的习惯带到国外,以次充好、偷工减料,在当地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这是自己造成的风险。

      财新记者:重视与当地员工的文化融合,处理好劳资关系,是不是也是控制风险的一部分?

      周放生:对。国外的劳资关系与国内有本质区别。我曾看到过一家中国公司与所并购的美国公司工会的劳资谈判,历时近一月,合同近万字,比国内详细得多。如果不重视法律合约及其细致程度,劳资矛盾一旦发生,风险很大。应尽量邀请当地律师做顾问,把劳资合同做好。

      此外,还要注意与当地员工的情感沟通和文化融合,尊重其价值观,尤其注意了解当地员工的各种诉求,对合理诉求要及时回应、及时处理,否则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爆发,损失会更大。

      财新记者:近两年,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海外收购屡遭挫折,三一重工也遭遇审查,企业应该如何面对和解决?

      周放生:这些企业属于比较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会引起同行的恐惧和本能的抵制,他们会游说政府,制造障碍。中国企业对此要有充分准备,除了弱化中国公司的形象,还可以聘请当地的中介公司、机构,使公司的行为更符合当地的法律和习惯,减少对方公司的借口。

      另外,也可以考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在不违反法律的条件下,在国内采用同样反制措施,使对方政府做决策时有一些顾虑。事实上,有一些国外公司所用的借口在中国已经发生,但我们没有任何反制措施。

      管理体制待改革

      财新记者:企业的国际化应该不只是“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中国本身就是国际市场的一部分,中国企业在国内也面临全球化的竞争,本身就有国际化的客观需要。你对此怎么看?

      周放生:很多企业在国内已经面临两个市场的竞争,这是客观的,而且会越来越明显。这相当于“走出去”环境的一部分,在国内两个市场中,提高适应能力和竞争能力,“走出去”的时候会适应的更好。同时,“走出去”的员工在国外学到的理念、方法、制度、标准,在国内也会发挥很好的作用,国内外可以相互促进,取得协同效应。

      财新记者: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能源资源等领域,制造业领域相对缓慢,是否需要改善?

      周放生:对,这非常重要。现在应该增加制造业的比重,更加重视制造业海外并购。危机还在继续,国外很多中小企业经营有困难,其中机会值得我们研究,如果能抓住机会,对提升中国企业的技术能力和竞争力非常有利。

      财新记者: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国内成本逐渐上升,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求和阶段会是否也会发生改变?

      周放生: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发展阶段的不同,必然会有产业转移的需求。有些产业不适合中国的发展阶段了,会转移到更适合的国家,比如纺织。还有一些不是因为成本问题,而是要规避国际贸易的限制,也要“走出去”。这应该好好研究,哪些产业应该转移,哪些产业应该退出,两者的情况还是不一样的。

      财新记者:在你看来,当前乃至可见的将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取得效益的行业或者领域是哪些?

      周放生:我的感觉是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制造业,效益可能会比较好。我接触的案例中,这些产业效益相当好,有的只需两三年就能收回投资成本,这样的项目国内都少有。

      财新记者:在企业国际化过程,国企和民企有何不同?

      周放生:国企和民企,各有优劣。

      民营企业的优势在于市场化程度高,对风险、人才的准备更加重视,因为风险的结果要自己承担,不足是很多民营企业管理水平不高,如果与国外差距太大,“走出去”很难适应。国企的优势是品牌不错,尤其是大国企,资金雄厚,管理人才都有一定基础,但是,体制机制、本身的市场化程度仍是短板。国企如果将这些不足带到国外,问题可能会放大。

      “走出去”最好是国企和民企通过某种方式联合,比如战略合作,或者股份制,互相参股,一起“走出去”。

      财新记者:“走出去”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最近有报告称,民营企业的活跃程度已经超越了国有企业。在财新的采访中,有民营企业反映在审批程序、外汇、金融支持方面还有一些障碍。你认为,推动民营企业“走出去”,管理体制上要做出哪些改变?

      周放生:这是政府管理问题,是国企、民企共同面临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判断切合当前现实。现在政府干预市场、干预微观太多。在企业“走出去”中,更加明显。

      必要的政府审批是可以的,一定要设定在国家安全范围内,其余的就应该放开,尤其是对民营资本,他们会自己控制风险。

      改革政府的管理方式和管理体制,对“走出去”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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