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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村:企业创新与政府角色

2013年03月06日 16:25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订阅《新世纪》《中国改革》|注册财新网
   应该以普适性、公平竞争的政策来激励创新,还是应该以政府的特殊待遇来支持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政策,是在中国经济转变增长方式背景下提出来的,两者绝非巧合。传统的增长方式依靠高投入、扩规模、廉价资源和劳动力取得高速增长,但资源、环境代价巨大而利润微薄。当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时,中国的企业或者向价值链高端转移,或者被淘汰出局,此外很难有更多的选择。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尤其如此。

  提升价值必须依靠创新。创新的本源动力来自企业提升价值的压力,也即市场竞争的压力,自强是为必须。但政府能否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乃至新兴产业提供某种助力呢?如何提供呢?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仍然由政府主导,鼓励和推动创新也并不例外,尤其是当“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国策之后。那么,在创新问题上,政府和企业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呢?政府又如何看待和调整这种关系呢?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政府的政策取向和创新的制度环境。而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都有升级换代的需要,各方对于政策资源的争取会使得问题更复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创新和相应的政策,这些政策会如何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呢?本刊记者对话科技部官员,探寻问题的答案。

  创新,在路上

  财新记者:中国在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道路已经走过了五年多。如何评价这个时期的得失?

  杨林村:建设创新型国家,本质上是发展模式的转型,这是一项国策,也是经济增长和时代发展提出的要求。这项国策提出来后,从最高决策层、各级领导、企业到基层,国家发展道路转型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不过,国家发展模式的转型是一个非常深刻的过程,要对其进行评价,五年的时间是远远不足为凭的,这只是刚刚启动,而且主要是思想上启动。如果现在说转型就已经产生效果,这种判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政府对依靠科技进步引领或带动经济发展的意向一直是很明确的。很早之前,国家科委就提出“科技进步要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要依靠科技进步”。随后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后来又提出科技兴国、科教兴国。1999年,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推进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继而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在当前阶段,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和转变发展模式结合在一起了。

  现阶段的创新带有摸索性质。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劳动力规模、成本和一定程度的资源优势,在30年的发展中已经形成巨大的惯性。现在经济环境和条件发生重要的变化,这就对创新提出了比较迫切的要求。全球金融危机更是加快这个转变,出口结构亟须调整,企业亟须从原来依靠扩大规模发展中转向依靠技术革新。经济危机让企业更加认识到国际和国内市场对创新的需要。

  财新记者:人们对“创新”的看法很不统一。一方面,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固然已经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创新”往往变成一个大口袋,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既可以指社会创新,也可以指技术创新,或者其他领域其他形式的创新。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杨林村:首先必须厘清创新的概念,澄清误解。如果创新指的是innovation,那么这就是国际上很成熟的企业创新概念,也就是约瑟夫·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根据熊彼特的理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核心内容就是使用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来获取利润。

  而现在流行所称的“创新”、“科技创新”等概念,含义比这广泛得多,包括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内容。许多情况下把创新(innovation)与发明创造(invention)混同起来。混淆了概念,就产生了一些比较糊涂的认识。比如,一些企业认为自己技术水平低,没有发明创造,就没有技术创新。其实,企业直接学习、使用他人的发明成果也是技术创新。而主要从事基础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主要搞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不直接参与市场竞争,自然不是创新的主体,而是发明创造的主体。其结果是,创新概念变得庞杂起来,国家政策对科技创新中不同的技术创新、基础性研究和社会公益性研究的差别就不明显了。

  财新记者:政策层面上的差异不明显,是否容易出现一些以创新之名“搭便车”的现象?

  杨林村:无论从政绩还是从政策优惠考虑,大家都想着要沾上“创新”二字,搭个便车。现在连基础研究领域都在提创新,这本来不是坏事,但“科学创新”等概念提出来后,政策的差异性就又淡了。没有差别就没有政策,这又引出了新的问题。深究起来,需要讨论“什么是创新”“谁是创新的主体”“创新的动力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财新记者: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面临哪些问题?

  杨林村:中国政府在创新政策上适当地超前了一些,但基本上起到了积极正面的推进产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并没有脱离实际。当然,国家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的变化速度也比较快,一些政策确实需要适时调整。在创新这个问题上,政府应该进一步改革。

  现阶段的创新,政府的主导作用非常大,这是中国的现实。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需要对过去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系进行认真思考,但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得并不好。比如说,过去科技计划项目都是模仿型的,国外有什么我们就模仿什么。但在当前全球化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下,模仿的产品并不能进入市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有发明创造。相应的,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科技部门支持的各项科技计划要加大发明创造的比例。然而,模仿型和创造型科技项目的评价指标、管理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而我们的管理体系还没有完全适应这个转变。

  第二,政府需要根据情况的变化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角色,在自己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需要加大投入的力度;在应当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则应适时退出。这是未来的重点,也是难点。

  政府还是市场?

  财新记者: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政府和企业是什么关系,各自发挥什么职能?

  杨林村:从本质上讲,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种互动关系。在中国,政府驱动的作用非常大。党中央、国务院的文件,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都会在不同层面营造鼓励创新的氛围,也能为创新争取更多的空间和资源,无疑会促进企业创新。当然,我们对这个模式的认识也在逐渐变化。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该根据自身情况和实际需要来落实创新。这种互动关系还有一层含义,即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不可能脱离经济发展的现实。比如说,农业技术进步一定要和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调整的水平相协调。

  一个例子是,随着奶业产业规模迅速扩大,以家庭为基础的奶业生产,已经不能适应产业对质量和规模的要求,必须搞集约化的养殖基地。但在过去以农户为主的生产方式下,我们不可能强迫其达到国外的先进水平。只有经济技术和农业组织方式改变后,农业的科技进步,才可能相应的加大。

  财新记者:那么在目前这个阶段,政府和市场哪个发挥作用更大?

  杨林村:现实情况是,政府觉得自己的优惠政策对创新的贡献最大,企业则认为竞争的环境是创新的最重要条件。这样,在创新的问题上就同时存在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平等的竞争环境是最本质的技术创新的动力,呼吁构造公平的、尽量减少差别化的市场竞争环境;另一种声音则认为国家应该从财政支持和政策优惠上尽量为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营造更好的发展环境。这两种声音在不断发生碰撞,而且在可见的未来还会不断碰撞。

  财新记者:这实际上是市场驱动还是政府驱动创新这两种发展策略的碰撞。你认为,哪一种发展策略更适合中国现阶段的发展?

  杨林村:究竟是应该以普适性、公平竞争的政策来激励创新,还是应该以政府的特殊待遇来支持,国家政策应尽早做出决定。现实中,两种发展策略孰好孰坏,还得再“竞争”一段时间。

  从美欧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基本上还是以竞争驱动为核心。事实上,在中国,企业在创新上的投入也往往比政府支持的项目效率更高。问题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放手让具有创新能力的好苗子自身自灭,是否可能就胎死腹中了?这些问题都和我们国家目前政府驱动的发展模式挂钩。

  目前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也都有正面的案例。政府主导或者大力扶持的创新在过去的确发挥过重要的作用,现在也还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像中兴、华为这样的大企业,一方面是自身发展好,另一方面也的确是政府的支持力度特别大,给了很多优惠政策。当然应该看到,由于行政机制介入到企业的竞争,也培养了一些失败的企业。政府驱动模式还滋生了一些很不正常的现象,有些企业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市场、销售、改进、降低成本上,而是放在和政府搞好关系,获取政府的项目资金。

  政府对企业创新的差别政策,会得到截然不同的反馈:得到优惠的企业都说政策好,没有得到优惠的企业则认为,我们都是纳税人,为什么厚此薄彼?

  这些企业不满于政府把自己的纳税钱用于补贴更有优势的竞争对手。

  财新记者:现在是市场驱动和政府驱动两种模式并存,那么未来的发展趋势会是什么?

  杨林村:最终会竞赛出一个结果,但肯定不是单纯依靠市场或单纯依靠政府。现在以政府支持为主导的理论和理念占上风。

  这种观点认为,企业创新成绩都是政府在支持下取得的。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企业自身的努力。我个人认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还是市场驱动。而且,政府对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是阶段性的。

  这个阶段要持续多长,要看国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环境。

  财新记者:企业对创新的必要性是否形成了共识?你两年前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从沿海的情况看,企业的确“已经到了必须把创新作为常规经营和取得竞争优势的阶段”,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杨林村:我觉得创新的意识已经普遍有了,但具体行动和效果还是和企业家自身的素质有关。企业对创新的认识是基于对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长期认识,不可能说我们一提出建设创新型社会,所有企业都突然重视起创新了。在过去,可能只需要简单的扩大再生产,企业即可获得利润,但经济危机后,一些企业对扩大再生产的决定变得更加小心了,这是一个过程。当然,许多企业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持续创新,效果也很明显。

  保护创新动力

  财新记者:我们接触的许多企业家对创新都心怀疑虑。创新风险很高,创新后遭受侵权的风险甚至更高,所以他们不愿意投入创新。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林村:我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完成了“拐点”,正在向上升方向发展。一来,法律构建已经基本完成,尤其是加入WTO后,法律开始实现与国际接轨;二来,已基本建立司法体系;三来,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提高。

  在以往的知识产权保护案件中,以外国企业被中国企业侵权的情况居多,这给公众造成了一种错误印象,即知识产权制度就是在保护外国人,因此并不支持知识产权保护。而今,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诉讼已经超过了国外企业,中国的民众和企业已经成为了知识产权保护诉求的主体,最根本的社会基础已开始向保护知识产权方面转化。虽然侵权现象依然很严重,但我认为我们会做得越来越好,并且势不可挡。

  财新记者:企业可采取哪些手段保护他们的创新成果?

  杨林村:一是申请专利,二是保护商业秘密,当然还有著作权和商标等方面的保护。司法体系是最基本的保护手段。虽然中国司法环境存在一些问题和各种诟病,但我不能同意司法体系形同虚设的观点,也不能因此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一团糟。现在关于知识产权的案件越来越多,判决水平越来越高,监督也越来越公开,虽然还未赶上发达国家水平,但已在不断进步和完善之中。

  财新记者:在改善创新环境方面,我们还有哪些是可以做的?

  杨林村:最根本的是要激励、保护、维持创新动力。政策不能破坏创新动力和积极性,要营造公平、统一、一致的市场竞争环境。当然要允许给予有差异、辅助性的各类优惠,但本末绝不可倒置。

  此外,政府在鼓励和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一定不能越俎代庖。国家环境不同,中国的政府支持与企业自我成长的边界与发达国家也不一样,政府应该放手让企业更接近竞争和市场。

  最理想的情况是形成一种企业自我奋斗、自我竞争、自我发展,同时政府给予适当支持的格局。

  扶持中小企业创新

  财新记者:社会呼吁支持中小企业,政府支持创新应该向中小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创新主要面临哪些问题?

  杨林村:科技部目前主要支持的都是在技术上有发明创造、具有产品开发潜在可能性和潜在市场、并围绕此来创业的中小企业。它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

  一是团队。中小企业对人才的要求特别苛刻,有没有核心人物和团队对它们来说很重要,通常核心人物需要经营和技术合二为一,但这类人才特别难得。

  二是启动资金。近两年,中小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渠道支持,但从公司成立到盈利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资金回笼慢。

  三是条件设施,包括土地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一般来说,许多城市的开发区都有孵化区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办公场所或设备等。

  四是市场。中国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国内需求总体比较旺盛,但市场波动较大,需求时有时无。当企业迅速失去市场时,就会难以支撑。

  五是知识产权。这是一个基础问题,但此前企业对其认识不足。我们要加大处理知识产权问题的力度,增加社会认识。同时,中小企业还要注意保护自身的发明创造。

  财新记者:国家会否继续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

  杨林村:肯定会加大力度,同时我认为政府应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扶持中小企业中,而非大企业、尤其是那些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公平的大企业。我并非不支持大企业,而是因为大企业很容易得到支持。虽然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在短期内并无明显回报,但其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等良好的社会效应不能被忽视,同时企业活力确实更胜一筹,加大扶持力度是大势所趋。

  财新记者:政府在选择研发项目时有哪些考虑?支持与否的标准是什么?

  杨林村:政府应该支持前沿的基础性技术、标准化技术、企业无法做的技术研发、基础研究和科学发现等。换言之,介入支持竞争前技术已经是政府支持的底线。无论如何,政府都不应该介入支持竞争中技术。但目前的情况是,各地方政府为了追求GDP和政绩,依然在竞争中技术上大量投入。这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破坏了竞争和分工。长远考虑,政府应该退出投入支持竞争中技术,转而培养企业自身产品开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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