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和创业是李开复最喜欢讨论的话题。还在担任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和谷歌中国区总裁的时候，他就乐于和大学生讨论创新与成长的话题，书信和演讲曾影响了一代大学生。

　　2009年，李开复离开谷歌，以48岁高龄创业，成立创新工场。自己成为创业者的同时，也搭建一个种子平台，帮助更多创业者去实现梦想。

　　三年来，创新工场接触了约5000个创业项目，最终投资了50余家创业公司。据创新工场联合创始人王肇辉介绍，已有18个项目获得A轮融资，一个项目获得B轮融资。李开复身兼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双重身份，更是互联网产业的观察者和实践者。三年的创业经历和网上论战的经历将他的心态打磨得更平，连坐的姿势都变得更随意。他说，“创业，就要放得下面子。”

　　在李开复看来，创新受阻，问题主要出在教育的理念和体制上。至于各部门近年来掌握的各类扶持中小企业创新基金，李开复认为，要让这些基金更好地发挥效力，政府要将资金的分配交给专业投资机构去做。不过，一向温和的他并不支持激进的变革，他说，台湾地区曾经尝试过全部移植美国的教材，却因为整个教育体系和教师的训练跟不上，变成邯郸学步。“要慢慢来。中国很难实现颠覆性的创新，但可以实现跨领域的创新，商业模式的创新，同样有很大价值。”

　　财新记者：如何理解创新？

　　李开复：如果把创新定义为突破式创新，如诺贝尔奖、乔布斯，我们的创新是远远不够的。这一类创新是基于环境、土壤、氛围的事情。要改变目前的土壤，还需要更长的耐心，不能希望在5年、10年内就很快出来。

　　如果将创新理解为贴近、理解和预测用户的需求，通过已有的技术和新技术，用迭代式的方式打造出来，满足用户需求。这同样也是有价值的创新。这一类创新包括商业模式的创新、技术在跨领域的使用、多领域的整合等等，未来会越来越多，也能产生很大的价值。

　　财新记者：创新的土壤，包含哪些东西？

　　李开复：最重要的是教育。创新需要突破性的思维。中国现在的教育体制里太多背诵和应试，压抑了孩子的好奇心、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应用。相比较而言，美国的教育更鼓励孩子的个性与天赋，容忍孩子的短板，让人追随自己的心，天性没有被扼杀。在一种鼓励探索、支持兴趣、重视实践的教育环境下，创新并不难。美国还有全球最著名的研究院和高校，真正想做创新的人，特别是突破性创新的人，会觉得美国的土壤是最肥沃的。所以，突破性创新的人才都被美国吸引走了，这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力，恰恰也是中国最缺乏的竞争力。

　　教育体制需要改革。但是，我不赞成短时间内的巨大改革。改得太大太快的话，反而会导致现有的系统瘫痪，尤其是老师很难适应。台湾曾尝试这样的改革，一下把美国的课本全部照搬过来，但老师还不会教。台湾的学生反而丢掉了原有的东西。大陆的高校扩招，也是同样的问题，一下子大规模扩招，老师的数量都难以跟上。中国的教育改革要有长期规划。比如，在保持教育出全面、勤奋、基础扎实的学生的前提下，每年拿出5%的比例来进行创新思维教育。允许有5%的名额来鼓励那些有特长的孩子。每年改5%，这样慢慢来。

　　财新记者：除了教育，还有哪些是创新土壤必须的要素？

　　李开复：还包括鼓励失败、容忍失败的理念和氛围。相信从失败中学习。面子要放得下来。太在乎面子，就会隐藏失败，就无法从中学习。此外，创新和创业，还要有长远眼光，不能短视。这需要整个社会评价体系的改变，不以成败论英雄。

　　财新记者：中国的恶性竞争环境，如抄袭创意、版权得不到足够保护等，是否也遏制了中国的创新？

　　李开复：在美国，并不是版权专利让大公司比较少抄袭，更多的是尊严感，以及整个社会对创新的认可，导致了自律。在硅谷如果做一个和别人类似的东西，会很难拿到投资，也很难被认可。如果大公司抄袭小公司，更会被骂得很严重，最后变成品牌的损失。所以，大公司要抄袭，就需要权衡商业的利益和品牌的损失。谷歌的做法是，看到别人的创意好，就出高价早点买下来，既表示对创意的尊敬，也获得创新的人才。谷歌平均一周收购一家创业公司。这对整个市场的创新氛围也是有帮助的，创新成果能够迅速兑现。现在，中国的大公司也越来越愿意采取收购的方式。

　　财新记者：创立创新工场以来，你每年都能接触到大量的创业者。现在中国的创新氛围和创业环境是否变得更糟糕？

　　李开复：相反，我认为比以往好了一些。现在愿意投资创业的资金还是挺多的，越来越多的天使基金出现，大家抢早期项目。在互联网领域，政府的监管和干预在增加，但还可以，创业的机会很多。这些对创业者来说，都是好事。

　　作为创业者，重要的是比大公司先看到机会，比大公司走得早，并避开它们的必经之路。比大公司早看半年到一年，有足够的专注和执行力，当大公司来竞争的时候，能继续走在前面，这都是活下来的关键。如果大家都已经做了，那么你就要看下一个机会，寻找下一个浪潮。

　　财新记者：中国的企业，是否更不愿在创新和研发上冒险？

　　李开复：我觉得不能太苛求中国企业在研发和创新上的冒险和投入。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对投资人有一定责任，研发投资的比例不能太夸张。企业在落后的时候，低研发，多学习模仿，慢慢做大之后，再投入推进创新，这是很自然的过程。这方面华为就是很好的例子。

　　财新记者：大企业与中小企业，谁的创新能力更强？谁是创新的主力？

　　李开复：实现突破性创新的一定是小公司。大公司更多会去维护已有的利益和框架，不愿意放弃和打破，就变成了包袱。在大公司里，任何创新都会被拿来和已有的产品或业务做比较，在给大树施肥与重新种一棵树之间，通常都会选择前者。而小公司，特别是创业型公司，不会在乎这些，先做了再说，最后反而有可能长出一棵更大的果树。

　　在大公司，你做一个创新的项目，肯定会有人来砍掉或者合并你。大公司的公司政治就是如此，人都是靠KPI活着的，KPI是什么，就围绕什么做。所以，总体上讲，大公司做突破性创新很难。

　　大公司做创新，一定要公司的老大有魄力，还需要一点运气。让一个团队单独低调地运营，盯住那些要砍你项目或合并你项目的压力，最终做出来。微软的Xbox项目既是如此，乔布斯也经常拿一些小团队，开发独立于公司体系的产品。腾讯的微信项目也大体如此。或者采用思科的模式，鼓励员工出去创业，一旦有项目做得好，思科再买回来。

　　财新记者：最近几年，中国政府也出台很多措施鼓励创新，比如推出创业板、科技创新基金以及针对创新的各种补贴。但大家仍然对创新现状不满意。问题出在哪里？您有何建议？

　　李开复：政府的措施有一些作用，但是可以做得更好。比如，把更多经费放到行业专家手中，或者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去做，而不是由政府来分配这些经费。任何政府都很难判断哪个科研项目更创新或者哪个公司更可能成功。

　　在经费使用上，要把支持后期的，全部转移到前期来。后期的投资应是完全市场化的，不需要任何政府补助。另外，经费申请上，要给中小企业更多机会，而不要全部都将经费补贴给大企业。

　　更为重要的是高校与科研机构的改革。美国“二战”后将国有科研机构分拆至各高校，最终在科技、军事、能源等领域的研究更加高效。中国也应该这么做。另外，中国的高校应该逐步改革，保留少数的研究型大学，其余的把教学做好，与市场需求对接，做好技术转移与产学研结合，培养创新的土壤。

　　财新记者：为什么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创新能力和创业者数量强于其他行业？

　　李开复：对于创新和创业而言，互联网行业有几个好处。第一是监管较松，相对更加市场化，政府管制没有那么多，也不会动了哪个国有企业的奶酪。第二个好处，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发展虽然慢于国外，但是慢得不多，创业有很多参考对象。第三，这是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行业，三五个人花几十万，就可以验证一个创意行不行。如果行，做好了一个公司，市值可以特别高，不低于新能源、汽车等行业。另外，互联网创业还可以“见坏就收”，做了一年还什么都没有，就可以关闭或换个方向。如果是能源、汽车等行业，就不太可能轻易转型，因为前期的花费太大。

　　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比如互联网行业更适合年轻人创业，中国的市场足够大，也放大了创新的价值。风险投资进入中国较早，资本与财富催生了互联网行业的创业热情和梦想。

　　财新记者：现在在互联网领域，创业者的新机会有哪些？

　　李开复：如果你能看到下一个趋势，愿意下一个大的赌注，你就能有机会做出一个10亿美元级别的公司。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机会，敢做大家认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是最有前瞻性，也是最有挑战性的事情，如果赌对了，就会最有生命力。

　　在中国互联网行业，还有机会再出一到两个腾讯或两到三个百度。但一定不会在腾讯、百度原来的领域，而是新的领域。如果创业者能够抓住涌入移动互联网的新用户，解决他们的需求或者在某一个新技术上有很好的突破，都有机会。但我觉得，这个机会不会在PC端出现，而是移动端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视。

　　财新记者：目前你关注哪些互联网公司？看好哪些趋势？

　　李开复：第一个是大数据。所谓大数据，就是挖掘、整理、分析已有的数据，帮着做重要的商业判断，或者发掘新的重要方向。比如，帮助银行分析哪些人可能不会还款，或者帮助超市分析尿片应该放在啤酒的旁边还是奶粉的旁边。这将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就像前两年大家都说云计算一样。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看到几个大数据公司。大公司一定要思考怎么利用已有的大数据。创业公司也可以做数据分析工具卖给大公司，帮助他们从数据中找到智慧。大数据的存储、分析、判断和挖掘，都存在巨大的机会。同时，这也是门槛很高的创业。

　　第二个是移动互联网的新变化。前两年是针对5000万到7000万的高端用户，现在移动互联网用户超过2亿，明年底可能达到5亿，对这些疯狂涌入移动互联网的人群，他们的行为习惯非常值得研究。移动互联网的第一批应用基本是从PC移植的工具型应用，搜索、浏览器、微博、微信等，现在的用户群与两年前不一样了，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蓝领、各种年龄段的，可能他们的手机价格更低，更在乎流量费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谁能抓住这个主流人群的心，很可能威胁到此前的巨鳄公司。过去百度打败谷歌、淘宝打败ebay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还会奏效。这将是重要的投资方向。

　　第三个是企业级应用市场。中国的企业级市场还没有起来，但潜力是在的。这种情况会在哪些领域、哪些行业率先发生，现在还是问号。但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趋势。当然，过去的20年里，这个方向上也是一路的“尸体”，不敢说近期就能爆发。但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一定要关注，太早做，可能会成为先烈，一旦市场爆发了再追进去，可能就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