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6年开始，以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为标志，中国明确提出要用15年的时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目标，到现在已有七年。中国已经意识到，成为“创新型国家”将是迈向真正富强的重要标志，但是，如何确保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作为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同济大学海洋学院的汪品先院士曾经多次参与构建创新型国家的建言献策。一个让他非常困扰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答，这就是中国为什么不是创新型国家，是中国缺钱、缺人？还是中国人太懒、太笨？在他看来，中国缺乏创新精神不仅和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文化有关，更和中国近几十年的教育有关，而这些问题，并不是国家增加多少投入，上多少大项目、或者引进多少海外人才可以解决的。

　　汪品先，江苏苏州人，1936年11月生，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先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同济大学任教，现任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深海科技，曾在南海主持实施了中国海首次大洋钻探。现正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南海深海过程演变》重大研究计划，和上海海洋科技中心的筹备工作。

　　财新记者：从你几十年的科学生涯来看，什么是创新，你所见证过的本专业内的创新是什么，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你觉得印象比较深的创新是什么？

　　汪品先：这可以从我第一次到西方国家说起，这次访问对我一辈子都有影响。1978年，我随石油部的石油科技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企业的科技创新。我始终觉得国际大石油公司研究部门的创新是很成功的。那时候，在地质学上“地震地层学”的概念刚刚提出一年，这是一个基础研究的概念，但这是埃克森公司的创新。原来研究地层是靠钻孔，是个“点”，而地震地层学是靠地震剖面把点连成面，从局部拓展到整体，这是石油勘探中革命性的进展，后来成了一门新学科。但是这是石油公司而不是大学干出来的。

　　从那时至今，国际的石油公司有三大步是很成功的，都是创新的，第一步是地震地层学，第二步就20世纪90年代开始转向深海石油的研究，到现在海洋石油的新发现主要都是深海的。第三步就是页岩气。这都是石油公司搞出来的，他们不是搞一个个的小题目，而是攻一个大东西，攻下来就带来巨大的改变。

　　我理解这才叫创新，抓住一个基本问题，长期攻下去，攻下来以后整个格局就变了。另一个例子是美国能源部的新能源开发，对他们来说新能源不是风能、太阳能这些，而是做基本粒子的研究，比如可控核聚变的研究，这种大尺度的、从根本上颠覆性的研究，而且有明确的目标，不是为了解决一般理论问题，而是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经济问题。

　　学术上的创新，我认为是那种开创性的研究，比如计算机、互联网概念的提出，而不是后来的很多不同的应用。真正有创新精神的科学家不大愿意做修修补补的东西，而是把第一步走出来，让后人再去精雕细刻，他再去做新的。当然这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一个人一辈子做成一个就很了不起了，一个社会有百万分之一的人每人做出一个新的东西，这个社会就了不得了。

　　财新记者：中国一直倡导建立创新型国家。你认为中国缺少创新吗，为什么，是缺钱、还是缺人，还是缺乏创新的土壤？

　　汪品先：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就怕把创新作为口号。如果创新只是换一个新的标签，如果创新也变成运动，那就很糟糕。现在正有这个危险。谁都在创新，还没有做什么东西就说创新。创新要号召，但不是光依靠号召，单靠号召连搞爱国卫生都很难，更不要说创新了。

　　我总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次中有不利创新的一面，而这一面中国在这几十年没有得到很好的改进。这种文化深层次上的障碍，要比政策上的障碍、要比人不够、钱不够的障碍还要严重。

　　我们的文化是黄河流域的大陆文明，而现在统治世界的基本上是地中海的海洋文明。这两种文明在19世纪直接发生碰撞，我们输了，那时候才醒过来，才知道我们这样是不行的。

　　但是很遗憾，我们在文化层面没有醒过来。现在中国条件这么好，是回头反思的好机会。中国的知识界容易偏激，要么关起门来谁都不听，要么开了门就跟着别人走。在我看来，世界上还没有一个民族，会在文化上这么容易的自我否定，总是进行180度的大转弯，这样不成熟的一会儿否定这个，一会儿否定那个，一会儿说这个人最好，一会儿说这个人最坏。我们总是要么跟着这边走，要么跟着那边走，其实都偏了。东方文化中有自己的优点，有自己的缺点。西方比较强调分析归纳（Induction），而东方比较强调综合演绎（Deduction）。现代科学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分析最为重要；而世界科学发展到今天，综合的任务突出起来，东方文化恰恰可以发挥作用，但我们没有，还是跟着西方走。

　　财新记者：那么，中国科学界存在什么明显的问题吗？

　　汪品先：现在中国的科学界，是外国人出了题目，我们买外国人的仪器去做，做出来结果，发表在外国人的杂志上，去支持外国人的结论，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科学研究。收获的是文章的数量，不是学术的突破。

　　中国的科学面临着一个转型。现在世界上的科学已经全球化，每个国家都要参加，但一类是原料输出国，一类是深加工的国家。这跟做产品是一样的，物质产品和智力产品其实有很多相像的地方。

　　现在中国还是一个原料输出国，做的比较多的还是给别人提供原料。题目是别人出的，如果观点和他们不一致，也是很难发表的。

　　和改革开放初期不同，今天的中国无论人力、物力都不见得差，仍然满足于“原料输出”就不对了。中国应该从原料输出国变成深加工的国家，应该有自己的思路，原料也应当能为自己服务。可惜这点中国还没有做到。当然最近几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

　　财新记者：许多科学家感觉，现在的学术环境过于功利，但也有人认为现在是中国的科技发展上最好的时期，因为资源极大丰富，你认为这两种看法是否存在矛盾？什么样的环境是对科学、对创新最有利的？

　　汪品先：2011年在中南海一个科技创新的座谈会，我就提出中国的科技要转型，要跟上经济的转型。从科研评价的标准来看，中国目前是按照论文数目来评价一个科学家的成果，这本身就有问题。一个观点也是一篇文章，一块材料也是一篇文章，当然材料的文章好出，能够符合人家的要求，证明人家的观点是正确的，当然比较容易出，要是挑战人家的观点，就不容易出。但中国不能老是这样。我们现在的评价制度、奖励制度都有问题。我们做了很多战略研究，但相当一部分是不成功的。有的战略研究做比不做还坏。因为它没有新意，就是请一批人来，包括院所的所长、院士等等，每个人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项目在不在里面，如果不在就加一条。最后搞的一项战略研究有七八十个题目并列，“一个也不能少”，但没有几个是打得响的。

　　为什么做比不做还要坏？因为这是把以后的经费都瓜分掉了。我在这次会议上就提出，应该引入科研经费投入产出比的指标，让科研经费作为衡量成果的分母，让申请经费的人不敢盲目要钱。而且要减低院士和杰出青年作为评价指标的权重，转为评价其实际作用，社会上对于此类“身份”的炒作也应该降温。

　　国家的宏观战略应该攻大问题。现在这么大的投入，这么多相当有水平的人才，不能还是以发展中国家自居，满足于给人家打工。

　　财新记者：另一个引起很多争议的问题是引进人才。建国初期中国科技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当时归国的一大批在国外已经有所成就的科学家，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也有计划的从国外引进高端人才，但是这对于本土的科学家是不是公平？

　　汪品先：当时教育部搞长江学者的时候，就有人提出，长江学者一下子给那么多钱，那别人怎么办？但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还是人本身。吸引科学技术人才过多地用金钱来处理，就容易走到邪路上去。如果说回国的人就是看上你这点钱，接收单位就是看上“千人计划”的名声，联合起来弄虚作假，那就会事与愿违、起反作用。可贵的是确实相当一些人是希望回国做些事情的，觉得现在是能做事情的时候。

　　创新不是用钱买出来的。是一些人真的喜爱这个东西，他对这个科学有兴趣，就像艺术家，好的艺术家绝不是为了钱去创作，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这样才能有创新。

　　人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很多是教人怎么说假话，说套话，如果不改变这个习气，是很成问题的。另一个是功利主义，从领导的功利，传导到单位的功利，到学生的功利。一个嘴里说套话、心里想功利的社会，绝不会是创新型国家。

　　科学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第一生产力，另一方面又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现在强调生产力的方面，这很好；但不要忘了文化的一面。实际上艺术和科学是一家的，都要求创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点，在于这两样东西都是创新型的。一个创新型的国家，重要的在于创新型的社会风气。

　　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实际上是不鼓励独立思考的，而创新的基础就是独立思考。希望大家都当螺丝钉，但是光靠螺丝钉是做不出一台机器来的。

　　科学和艺术都是需要创造性的，是可以在一个脑袋里产生的，我们就希望培养这样的人才。但要培养这样的人才，一个先决条件是，这样的人才是要独立思考的。如果希望培养的人在自然科学上是独创的，在社会科学上却要听话，这是办不到的。一个人的脑子，两个部分是分不开的。

　　财新记者：从世界的范围看，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创新型国家有哪些，他们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你认为建设创新型国家靠什么？

　　汪品先：我脑子里首先冒出来的就是芬兰，还有瑞士等欧洲的小国。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交流融合，又保持独立，有特色，这就是中国现在缺乏的东西。我们要么跟外界隔绝，几十年不来往，要么跟着别人走，人家是什么就跟什么。

　　中国需要的恰恰是交流融合与独立特色的结合。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时期就是春秋战国，孔子在鲁国不行，可以到别的国家去，这些国家语言一样，文化相似，但各有特色。现在我们就缺乏这种特色。

　　我的小儿子在微软公司。他说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就是中国相信权威，这是我们创新不够的一个根源。建设创新型社会是个极好的目标，但是不肯做“体格检查”、不想知道自己有什么毛病，只知道加营养、吃补药，恐怕不是办法。

　　所以说，这些问题不摊出来谈，光是号召创新，是不行的。要问一问中国为什么缺乏创新，是由于我们这些人太笨，不会创新、还是因为我们这些人太懒，不肯创新，恐怕两个都不是。我真切地希望能够展开一些讨论，把毛病找出来，才能对症下药、轻装前进。

　　大家都说，中国现在经历的是汉唐以来的又一盛世。如果能够冷静下来，回顾这10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路，现在正是时候。

　　如果我们真的想在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就不要用贴标签、说套话的办法，而是要发动广泛的讨论，要敢于承认、而且肯检查自己的毛病，争取经过长期扎实的努力，继中国经济的奇迹之后，在文化、科技上，也能进入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