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商大战越来越激烈，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中国居民消费能力的发展。扩大消费，从外需拉动转型到内需拉动，一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方向，经济学家们认为，城镇化的推进，也就是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居住，能成为中国消费市场最重要的增长动力。在财新峰会上，参会嘉宾们提醒说，要想让城镇化真正发挥作用，还需要突破重重障碍。

　　今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布十六大以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数据显示，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可以说，中国农村人口多于城镇人口的历史已经改变。

　　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沈明高：实际上城市化我个人看法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让已经在城市有工作的人，所谓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让他可以就地城市化，变成居民。现在大概是有2.5亿，到2020年可能就有3亿人口。这是第一种城市化。第二种，是未来我们整个城市化率会从51%左右提高到70%左右，这个大概又有3亿人口。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有6亿人口的城市化。

　　正是这超大人口规模的城镇化，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因为城镇化本身就意味着对基础设施、交通、房地产、服务行业的持续投资。而当人口聚积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反过来对消费、服务业产生经济的影响。沈明高认为，城镇化是未来五年之内最好的实现投资和消费平衡的领域。但就目前已经居住在城镇的农村人口来看，一个持续的、良性循环的城镇化还欠缺一些条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 蔡昉：我们要用提高潜在增长率办法，而不是用刺激需求的办法，这方面也有需求的贡献，就是我们的农民工，进了城的被统计在51%的城镇化率里头，农民工现在没有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比重只有35%，这个差别就表明这些人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均等基本公共服务，就业是不稳定的，收入是不充分的，消费是有后顾之忧的，成为城市劳动者，生产者，但是不能把他们消费模式转变成一个市民的消费。

　　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带来的保障，近年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出现了农民工回流到农村和中小城镇的现象。大规模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推进正面临考验。要把农民留在城市的手段之一，就是涨工资。但是，经过多年收入快速增长，农民工收入增长的空间已经变得很有限。

　　蔡昉：我们长期的稳定的提高工资水平是好的，但是在短期内会使得我们产业结合调整没有时间，来不及调整，可能有休克性的作用。因此公共政策可以起到代替提高工资，工资还要提高，但是公共政策也可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力度。也就是说，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有更强的激励，一边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一边继续向城市转移。

　　沈明高：那么怎么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大家说的比较多的是户籍制度的问题，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问题。我个人是觉得，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我们真正意义上要实现城市化是要把农民从土地上释放出来。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大规模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理顺各种关系的关键时期。就我们从峰会上听到的声音，从公共政策，比如户籍入手来调整这些关系，可能是一种化繁就简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