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零售巨头沃尔玛正陷入一场声誉危机引发的持续影响当中。
2012年11月15日，沃尔玛发布声明，公布关涉美国《反海外贿赂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下称FCPA）调查的进度。声明称，除了对今年4月爆出行贿行为的墨西哥进行调查外，调查国家和地区延伸至巴西、中国和印度。这意味着零售之王向全球新兴市场扩张的重要步伐被“慢动作回放”，接受更为严格的法律和道德扫描。
FCPA大作战
今年4月，美国司法部就沃尔玛在墨西哥的行贿事件展开调查。《纽约时报》报道称，沃尔玛在墨西哥为获得开设新店的许可而贿赂当地官员，多名公司高管被牵涉其中。 据沃尔玛墨西哥公司前高管塞尔吉奥•西塞罗•萨帕塔透露，行贿现象持续多年，包括墨西哥分支前CEO爱德华多•卡斯特罗•赖特在内的企业高层不仅默许、纵容这种行为，还向美国总部瞒报情况。
沃尔玛的声明显示，2011年3月，沃尔玛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对公司的政策、实践以及内部管控进行全面回顾，确保其符合美国《反海外贿赂法》的规定。按FCPA规定，美国公司为外国政府官员支付的出租车费、合理餐费、公司推广活动、娱乐开销及“适当的”礼物不在贿赂之列，但大额现金、贵重礼物及旅行费用则会带来麻烦。
在过去的18月当中，沃尔玛已经已经就调查投入了超过3500万美元。与此同时，对新兴市场国家行贿的调查有可能进一步影响沃尔玛在这些地区的拓展。
过去10年中，跨国公司海外行贿的新闻不绝于耳。
在今年6月公布的前中国足协官员谢亚龙的受贿清单中，美国著名体育用品巨头耐克赫然在列。据新华社报道，2006年，谢亚龙帮助耐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成为中超联赛赞助商，为此先后收受该公司共计折合人民币17.84万元。
IBM中国区从2010年开始关于商业贿赂进行内部调查，2010年5月，销售及服务部门近100人被降级，20多人被劝退，两名中国区副总裁也遭降级处理，之后其中一人主动退休，另外一人主动申请离职。
化妆品公司雅芳身陷“贿赂门”已有数年之久，雅芳因以极短时间获取中国直销牌照而被质疑存在商业贿赂行为。
FCPA近年来被执行的频率不断创下新高——从2004年的5起到2010年的74起。据美国司法部官员称，最近3年，《反海外腐败法》的案卷数量是过去20年总量的3倍；过去5年里，执行这部法律已使多家公司遭受了约40亿美元的罚款，受罚者包括西门子、哈里伯顿、辉瑞制药和强生等世界500强公司。
哪怕曾被评为“全球最具商业道德的企业”的美国甲骨文、通用电气、惠普及英国阿斯利康等公司，也于去年开始陆续接受了美国司法部依据FCPA展开的调查。目前，至少有150家公司正在接受相关问询。
FCPA于1977年制定，1988年修订，旨在限制美国公司或个人贿赂国外政府官员的行为，并对在美国上市公司的财会制度做出了相关规定。但是在FCPA制定后20多年中并没有发挥多大功用，直至近年被执行率才猛增。
某种程度上，FCPA的“复苏”反映出全球化商业价值观反思和重整。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种“自私基因”深深植根于忙着全球化扩张的企业文化之中。英国智囊库财政研究所主任，这一文化根源多少来自于美国向全世界标榜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和公司治理模式——认约翰•凯认为为经济体带着极大的贪婪，施加尽量少的监管，才能实现市场经济运作的方式。然而这种经济模式在美国很快出现了投机性经济泡沫，最终如多米诺骨牌般轰然倒地的金融危机重创全球经济，至今依然处于漫长的恢复期。
约翰•凯认为，早在2001年安然爆出财务丑闻之后，人们对传统的公司治理理念一度达到反思高峰，意识到公司运作的过程中，制度和规则并不代表全部。安然的确遵守并履行了很多规定和制度，但导致失败的核心问题在于公司内部的价值观。忽略企业社会责任、过于简化的利益驱动运作模式很容易陷入灰色地带，给未来埋下地雷。
走出去需要“补课”
相比运作模式相对成熟的跨国企业，中国企业“走出去”则遭遇了更多的包括公司治理理念、价值观在内的挑战。
波士顿咨询公司合伙人兼董事总经理黄河认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时，原来在国内的很多习惯性规则和做法都需要改变。“这和20年前外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情况非常类似，信息不对称，政府和企业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外国公司当年做了长期学习和大量市场调研。而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上还缺乏一些核心能力。”
他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上还存在五大问题，包括：缺乏国际战略规划能力，缺乏人才，品牌建设能力不足，并购经验不足以及体制性障碍。
他指出中国企业现在的海外投资大多有了钱，政府和中介来推荐就去收购，没有把战略和海外并购结合起来，往往缺乏科学的布局。比如有重型机械生产企业去海外投资了游艇制造企业，投资完全是从财务投机角度来考虑。这种依靠金融危机等时点来进行的投资不可持续。
相比多年前外资进入中国，中国企业投资海外面临更为紧迫的人才条件：首先，有能力的人才一开始倾向于跨国公司，其次，中国企业在文化、工作理念和习惯上的问题造成人才流失。他指出，对国有企业，特别是国资委掌控的企业，在引入职业经理人制度上还存在体制性困难。但党管干部和董事会管干部并不矛盾，企业应该致力于设计合适的流程使两者结合。
另外，在对人才的使用和培训上也存在问题。黄河举例，企业的年轻外语人才往往经验不够，无法判断投行、律所等中介的观点和说法。而国有企业在人才培训上也没有起到效果。他举例称某企业派到牛津大学学习的人员全是局级以上干部，和教授沟通都需要翻译，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第三个问题是，品牌建设起步晚，能力不足。黄河认为，在国家层面，中国没有良好的积极的国家品牌形象。企业层面，品牌和营销是困扰中国企业的常见问题。
他指出，中国企业缺乏对社会化责任的认识，国有企业和大型私有企业习惯于搞定“市长”，但是在西方民主体制国家，搞定市长的作用不大，企业更多时候应该做供应商、工会的工作。
苏黎世保险集团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太、中东及非洲地区主席杰夫•吕迪安（Geoff Riddell）总结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三种类型。一是制造业企业为了当地劳工，或接近客户和供应链走出国门，这也是最简单的方式；二是在资源能源领域的投资，但面临与当地劳工的不和谐等较为敏感的问题；三是在发达市场为获取技术、人才等资源而做的投资，但这类投资也遭遇了政府监管等方面的问题，比如华为在美国遭遇的负面情况。
杰夫•吕迪安提醒，中国投资者的海外扩张中，中国员工可能对当地各项标准和政策不够了解，而在海外供应链扩张中，需要保持更好的灵活性，并需要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作为唯一只能在境外投资的国家控股公司，中投公司所面临的挑战最为直接和明显。 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表示，虽然美国从1970年代开始，已经开始建立和完善外国投资审查机制，相关法律机制更加成熟、 透明，但这并不使得与美国的监管机构打交道变得容易。
高西庆指出，美国的外资投资审查机构刚刚建立之初，主要面对日本的投资，经过多年的努力，日本投资已经融入美国城市，而中国刚刚进入美国市场，考虑到中美和中日之间不同的历史关系，则不免引起美国方面的疑问和关注。
高西庆表示，鉴于美国在资本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中投不得不投资美国资本市场。但是，在与美国资本市场打交道的过程中挑战不断。美国政府和本土占主导地位的公司会感觉到外资对他们的挑战，政府机构、政治家和民众都会提出疑问，认为中资去了之后可能会给他们造成一些困惑，可能会把他们重要的东西拿走，把他们消息偷走，把他们的知识产权弄走等等。
高西庆指出，过去的两年多，越来越多的机构投资人会感受到不同国家的态度不同。“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对方仍然采取担心和怀疑的态度，可能就要考虑到这个市场投资的交易成本问题。”
高西庆介绍，在中投过去五年与发达国家打交道过程中，逐渐理解到用一些办法来使得双方能够在这方面能够取得一定的共识，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面临很大的挑战。如果公平地客观看待海外投资或者并购的失利，可能需要去努力学习他们的法律，进行深层次文化方面的考虑。这样做有利于在跟其他国家打交道过程中，不至于很轻易发生争执和冲突。他表示，对于失利，不应该统统归结为政治方面的问题，许多时候也需要从专业和经济角度考虑。
高西庆认为，对中国的投资者而言，需要虚心地学习，如果认为我们忽然有了钱，就可以对人家说不了，就会使我们四面树敌，造成很大的困难。
国企抉择回归基本面
从2012年起，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埃森哲开始做中国企业生存状况的调查，了解到的普遍反应是“生意越来越难做”，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在不断上涨，同时市场竞争激烈，客户也越来越挑剔，企业盈利的空间也不断被压缩。
埃森哲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王波表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国有企业面临的抉择是回到企业管理的基本面。第一，定位国有企业到底是做什么的，不能将国情和具体情况作为借口拒绝改革。国有企业需要继续改革，明确企业的目标。第二，要从战略层面上去考虑自己，有短中长期的发展，不要涨起来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回去。第三，要让企业适应行业，以及寻找企业自身的差异化能力，去做什么不要凑热闹，而要运用更高效的运营机制，捕捉市场的新需求。
王波强调，好的环境难以再现，过去的思维模式或者运作模式，更多是随机的，企业层面也要面临结构性调整，更多的时候，是要思考不做什么，要放弃什么，而不能随波逐流。
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也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力度很大，但是代价很大，成本也很大，主要的问题是对风险的认识、准备不足，体现在对风险分析的可研报告的缺乏，或者只是为了应付有关部门的审批，做简单的风险评估，根据领导意图来调整内容。比如，如果是领导想走出去，那么可研报告就会夸大好的一方面，忽略不好的一方面。
周放生表示，对风险认识不足还包括对国家风险认识不足。“如果国家风险等级高，那么即使收益再好，也应该放弃。”
他提及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案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不重视和当地居民打交道，而是更注重与当地领导人打交道。
中海外折戟波兰的投资个案恰恰见证了这种中国企业投资思维在欧洲市场的碰壁。2009年9月，中海外牵头联合中国隧道集团、上海建工以及波兰贝科玛有限公司（DECOMA），以低于波兰政府预算一半的报价获得A2高速公路项目标的。2011年5月中旬，项目因拖欠分包商工程费用而被迫停工，中海外于当年6月初决定放弃。整个项目因成本管理失控、无法获得合同外工程变更补偿等种种原因，面临3.94亿美元的潜在亏损。2011年6月13日，业主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GDDKiA）公开宣布，解除与中海外联合体签署的工程承包协议。
中海外无法履约的主要原因是在对波兰市场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急于求成，与波兰高速公路管理局签下总价锁死的合同。而面对严格执行合同、不给丝毫回旋余地的波兰人，以劳动力优势为基础、以人与人关系为主轴的“中国打法”失灵。
波兰信息与外国投资局局长麦伊曼在今年7月接受财新记者的专访时表示：“中海外来到波兰，几乎毫无准备，对欧洲市场的认识是零。”他说，波兰是欧洲最透明的市场之一，腐败程度最低。在部分中国企业看来，一旦项目出了问题，可以由双方政府出面解决。“这是不可能的。所有波兰的部长们都很友好，但是他们也改变不了已经签署的合同书。中国企业不理解这一点。”
他说,“欧洲方式”严格遵守原则，更加尊重法律，官员的发言权少于律师。中央政府所能发挥的影响力更小。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好，不意味着能产生真正的商业效应。中国方式更加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民间外交”新思路
今年7月，联想投资董事长柳传志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长，带领三十几位企业家参访英国，恰逢伦敦奥运，也被急于招徕中国投资的英国政府奉为座上宾。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43位理事代表的企业总营业额达到2万亿元，理事还包括新东方的俞敏洪、招商银行的马蔚华、复星集团的郭广昌等。作为理事长，柳传志说这个组织的目标是“推动商业诚信和社会正气”。
不管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自省，这一群企业家开始通过外访进行“民间外交”。集体外访，寻求商业机会为副产品，与当地政商学界的“务虚”交流为先。英国行是他们的第二次外访，去年他们已经去了美国，得到了美国副国务卿霍尔马茨(Robert Hormats)的接见。
柳传志们要向外传递的一个核心信息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也是靠艰苦奋斗，靠竞争发展起来的，”不应该成为针对中国的政治行为的靶子。他们也认为，中国民企能够在一些中外矛盾问题上坦率表态，因为不代表中国政府，故某些时候更有说服力。
柳传志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外国人们信服还有待观察。正如去年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柳传志时仍称“联想集团是国有企业”，在他们眼中，中国许多大型民营企业仍然跟体制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中国民企与政府陷入了一种利益共同体，让民营企业家的中立性受损。
不过，政治经济体制的辩论，至少目前看来，不是这批中国企业家脑中的最主要问题，而是如何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做长。他们准备走出国门：高级定制服装的依文集团准备进军英国，有信心用中国设计打入一线奢侈品牌；复星集团积极在欧洲收购品牌和技术，助其在中国市场发展；联想电脑如今更是早就遍布全球，而柳传志当前的任务是在全球寻求资本回报，从而为实业做后盾。
但中国企业家们仍是谦逊的。这一行中，记者听到最多的两个字还是“学习”。他们参观劳斯莱斯，赞叹百年老厂对品质的执着、对声誉的认真；参观维珍集团，惊叹布兰森（Richard Brandson）无疆界的多元化、多元化的精益求精；他们参观英超联盟总部，慨叹英国足球产业在体制和环境上领先中国的十万八千里。
柳传志所表达的“世界观”，在今天中国企业界、学界中都不少见。由于成长经历和语言能力的限制，在缺乏在相互的环境中生活体验的前提下，中西方对彼此的理解总会存在一些局限性，但也会产生一些新的思考角度。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吸引中国投资心切的今天，这些民营企业家将有机会在中外交往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一面是旧有价值观的失落，一面是新价值观的重生。一家公司是否有普世的价值观代表着它是否有长远未来。从单纯看重利润、营销，到以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基础上推动商业，中国企业价值观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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