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外资需谨慎

　　肯·戴维斯:

　　显然自1978年以来，中国对待外资的环境改善了。提高体现在不同方面，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很有意思。其中一个是政策的改变，即吸引外资的决定。即便当时的政府并不喜欢外资，认为有风险，邓小平还是决定冒风险对外开放。即便打开窗可能有“苍蝇”飞进来，但同时进来的还有新鲜空气。政策很成功，这意味着政策、法律制度发生了改变。

　　举例来说，中国以前没有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现在有大量的法律，版权法、对外贸易法，建立在大陆法系而非英美法系基础上的法律，也不断更新、与国际法接轨，彰显着中国最终想要在世界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切在现实中实践得如何？对华投资的数量一直快速增长，投资质量也在提高，因为高科技投资越来越多，也成立了很多研究发展中心。

　　但是，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才是问题的关键。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怨声载道，贿赂也很普遍。政策和法律应该在地方政府得到执行，但往往事与愿违。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做得比大部分国家好。因为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比中央更欢迎外资。在一些国家，国家层面很欢迎外资，但是来自地方政府的阻碍很大，原因可能是寻租等问题。在中国，地方政府会说，这只是国家政策，我会给你更优惠的。所以投资环境改善了。

　　但在过去十年，政策渐渐倾向限制投资，中国并不是特例，这是全球的趋势。过去二三十年，在全球范围内，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增多，限制外资的监管很少。但在过去十年，限制越来越严。采取加强外资管制的国家越来越多，即便只是很小的限制。

　　我在经合组织工作时，参与了关于投资自由的圆桌会议，讨论怎样保持宽松的氛围，让资本自由流动。与此同时，允许政府推行合法的国家政策，比如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众健康，例如防止禽流感扩散，以及维持公众秩序。

　　国家如何在执行这些政策的同时，维护投资自由。他们想出很多指导意见，可以利用现有的补救措施，可以先采取那些不限制投资的办法。如果政策还不够，你可以有一些限制，但要是暂时的、均衡的。

　　在五年前，中国对外资的需求越来越少，所以对外资也不怎么重视了，同时，人们担心在一些领域上，来自外资的竞争很激烈。因此他们希望政府限制外资，以国家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竞争政策等名义，来试图限制越来越难以与之竞争的外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