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学到的

　　巴里·艾肯格林

　　亚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总是从欧洲寻求灵感，认为既然欧洲能成功建立自由贸易区，亚洲也应当考虑建立地区性自由贸易同盟。1992年欧洲市场一体化完成时，他们认为亚洲也需要加快实现一体化。不出所料，1999年欧元诞生时，他们也极力呼吁实现亚洲货币一体化。

　　欧债危机的爆发，明显表明这种观点有待反思。

　　首先，欧债危机使人们明白，在亚洲发行单一货币既不切实际，也无此需求，在可以预见将来亦是如此。

　　欧洲的混乱局面提醒我们，在发行地区性货币之前，满足货币同盟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是至关重要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深入，这些条件会相应发展具备。政策会影响各成员国的经济，而统一货币使得各国受到的政策冲击愈发相似。的确，各成员国的经济政策、乃至结构都愈发相似，或者人们原以为如此。

　　结果证明这种观点十分幼稚。欧洲各国有统一的央行，所以货币政策明显愈发相似，但财政政策却并未趋于一致。经济结构、竞争地位进一步分化。采取统一的货币政策后，普通欧洲民众的生活并未逐步好转。

　　第二个教训是，只有亚洲各国政府准备好放弃本国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权，才能开始考虑采取单一货币。现在我们知道货币同盟需要银行同盟。检查和监管、存款保险、整顿破产银行，所有这些事宜都要移交超越国家层面的地区性机构。另一种选择，即国内只有银行系统，却没有央行支持，必然会走向灾难。

　　第三个教训是货币同盟需要各国大力推进财政同盟。各国税收不得不汇入统一的存款保险金和银行清盘基金。预算从经济繁荣的国家向经济萧条的国家转移，以便帮助后者应对银行、债务和社会问题。

　　但是输出预算的国家会要求加大自身的保护力度，减少自身义务，并要求接收预算的国家确保其所获援助遵守财政纪律，保证进行所需的结构改革，从而在财政问题上实现自力更生。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当初设想通过一些外部的强制性指导方针，例如将债务与GDP比率的上限定为3%就足以解决问题。现在人们意识到这些方针执行不下去。欧元区预算输出大国德国坚持要求将各国的预算管理统一移交给一家欧洲机构，还坚持从整个地区层面对各国政策进行监管，并且将这种做法从预算领域扩展到影响成员国竞争力的其他领域。

　　要想做到这些，显然需要达到高度的政治团结，牺牲很大一部分国家主权。欧洲领导人的观念比较国际化，50年以来试图鼓励欧洲实现政治团结，即便如此，这项任务仍然面临很大挑战，何况亚洲？

　　欧洲的经验教训表明亚洲的统一货币之路还很漫长，但这与亚洲货币的一体化与合作并不矛盾。如果货币一体化指的是《清迈倡议多变化协议》项下的货币互换政策和信贷政策，那么这一进程应当持续下去。如果指的是加大货币政策的广泛合作，那么最近的实际情况也表明该项合作得以加强，各国货币政策的跨国外溢效应非常明显。

　　但如果货币一体化指的是完备的货币同盟，建立地区性央行，发行地区性单一货币，则亚洲要三思而行。

　　即使不发行地区性货币，亚洲仍然可以建立自由贸易区，乃至单一的地区性市场。有些欧洲人曾经断言，没有统一的货币就无法建立单一市场，否则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金融形势就会过于紧张。但英国、瑞典和丹麦并非欧元区成员国，却也加入了欧洲统一市场，打破了这似是而非的论断。

　　我们仍然坚信，亚洲需要加强生产与贸易的一体化。亚洲应当推进单一市场的建立，只是不需要货币的一体化。■

　　作者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兼政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