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最早“吃螃蟹”的人
——访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高西庆
文：紫丁
高西庆，生于1953年，陕西人，中学毕业后曾参加襄渝铁路建设，在西安昆仑机械厂当工人；1974年至1978年就读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外贸英语专业，毕业后回到西安工作；1978年考取母校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第二年转入国际经济法专业，1981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1982年，被派往美国学习，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86年至1988年在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工作；1987年底回国创建中国证券市场，1992至1999年历任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联办”）首席律师，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兼发行部主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1999年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副部级），2003年任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2007年任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正部级）至今；1981年至1999年先后被评聘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
首届法律生 师拜沈达明
1978年初，高西庆从北京外贸学院外贸英语专业工农兵学员毕业回到家乡西安。但他又于当年秋天“杀回”母校，成为首届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那年，贸院国际贸易专业硕士研究生16人。当时研究生的专业学习中还带着很强的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色彩。比如今天的“宏观经济”课程当时被称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门类，所有宏观经济方面的内容都包含在这个门类里。高西庆报考的专业研究方向即为“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批判”。
高西庆（二排右一）与1974级英语七班同学合影
开学几个月后，大概是1978年末至1979年初的时候，外贸部（现商务部）决定在外贸学院增设法律专业，由著名法学家沈达明先生担任硕士生指导老师。在这之前，国际经济法的知识是对外贸易实务课的一个部分，在外贸系设有一个法律教研室，但没有法学专业。沈达明先生对未来自己的这名研究生没抱什么奢望，第一是不指望有什么法律知识，第二是也不指望有什么有法语基础，只要懂点英语就行，因为学校没有中文材料。高西庆被学校定为从国际贸易专业转向法学专业的第一人选，因为他英语成绩名列第一。在两个星期里，校领导每天动员他转专业，却被他当场拒绝。因为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公检法遭到践踏，他的父亲在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的情况下被投放监狱5年，后又在没有经过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释放。在他心里，法律就等同于政治，而搞政治谁都会，不用专门上大学。校领导一再向他讲解，时代不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国家要改革开放了，非常需要懂得国际经济法律的人才……但高西庆不转专业的态度却很坚定。没办法，系领导只好动员另一个英语好的研究生转专业。那位同学却是求之不得，成为贸院第一个国际经济法学研究生。
虽说拒绝了转专业，但高西庆对这个专业到底学什么还是抱着好奇之心。他每天问这个同学上课的情况，越听越觉得法律专业有意思，于是就去听课。过了两个月，外贸部要求北京外贸学院增加一名法学研究生。校领导再次来动员高西庆，这回没费什么唇舌他就同意了。这个曲折过程让高西庆像是误打误撞地开始了他的法学生涯，这一步为他后来的事业成就奠定了重要基础。1988年，他从美国华尔街律师事务所回国建立中国证券市场的历程，每一步都踏在法律专业的坚固基石之上，活跃于三个大舞台之上，先后担任了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中国社保基金会副理事长、中投公司总裁。
高西庆（左二）与1981届研究生同学合影
在一次回母校的讲座中他对母校年轻的法学学子们说：“大家知道我现在服务于中投。中投公司是中国新近成立的主权财富基金，它的成立对于国际上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我直接感受到中国在过去这几十年里从一个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国际上所有人都重视的国家。
这么多年里，我们从一个主要吸收FDI的国家到了开始大规模向外输出资本的国家，这是一个不得了的变化。你们选择来这个专业学习，没有几个人是像我当时那样被‘逼’着来学习的，你们选择这个专业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法律这一门学科在中国目前的发展中已经成为完全不可或缺的、越来越重要的知识和技能。我每天签字的项目都是一摞摞，每一笔都是以上亿美元计。我之所以敢签这个字，是因为我受过良好的法律训练，加上多年的工作积累，我能对这些项目有所把握，即使出问题，最后也会体现在法律文件上。”
高西庆庆幸自己三十多年前作出的最后选择，更感谢那位校领导对他转专业苦口婆心的引导和动员。
资本得秘诀 何必华尔街
1988年，高西庆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海归”一起，从美国华尔街将“股票”、“证券”这个“怪物”、这副西方发达的促生剂带回了中国，并以不挠的意志，最终创建了中国证券业及其法规系统。
那时，在纽约当律师的高西庆经常漫步于华尔街68号门前，这里曾经有一棵梧桐树，
那棵梧桐树后来在闪电和雷鸣中被狂风暴雨击倒，然而华尔街这一现代金融市场中心的大树却已经根深叶茂，不断发展和壮大。喜欢历史的高西庆想到，1792年正是乾隆末年，清朝已显现败像，社会矛盾激化，和珅的贪污代表了一种腐败趋势，体现出政治的腐败程度。这就是鸦片战争失败最重要的原因……高西庆在华尔街听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启迪和民族的呼唤。
1988届校友高西庆从美国华尔街回国参与建立中国证券市场。他参与了国家体改委证券交易法的起草和建立国家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他与国家体改委牵头，将制定公司法的设想付诸实施；他还参与了由《金融时报》主办的证券交易人员培训的教学工作……这件事后来被媒体多次报道，因为这件事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章节。在他的心中，“学艺于他山”只是追求，“用武于本土”才是志向；因为此时，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为他的回国提供了机缘，创建证券市场已经为他实现志向提供了广阔舞台。
20世纪80年代末以及之后的十来年，是国家改革开放逐步走向深入的年代，证券市场的创建为这场伟大的变革适时地引进了一股巨大的推动力。高西庆正是在这一变革中，承担了证券市场及其法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和发展的开拓者角色。
高西庆回国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积极推动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并为此设立了中国证券交易所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为在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做准备。
初创的工作是紧张、高效而艰苦的，然而创业的兴奋融化了奔走的艰辛。1988年3月，高西庆与王波明、王巍等人共同执笔，写成《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这份“建议”又称“中国证券市场的白皮书”。他又参与起草了《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设想》，并在最短时间内接受了中央领导人就《设想》的咨询。
在创建法律与规范的过程中，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非规范化、非专业化的社会现实，为此要花大量精力弄清关系、路径，摸清国内办事机构，跨越道道关卡。他要用自己的眼光、胆识和激情去说服决策人。他常常是骑着自行车每天四五个小时，往返于西郊的万寿路、南城的珠市口和东北郊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之间，有时逆风而行，车子就要骑不动了，但创办证券市场的使命感推着他一直向前。也正是这种“联办精神”鼓舞着他和同事们顶着各种非自然界的“西北风”一步步“骑”向成功，骑向回国的理想。正因为在筹办交易所过程中，他也吃了不少办事效率低的苦头，这更加深了他要致力于促进国家法制建设的使命感。
后来有人对高西庆说：要不是你们几个人的折腾，中国还得再过些年才会有资本市场。此话不假，为此高西庆应该感到骄傲，更骄傲的是他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并从中验证了自己的勇气和冒险精神。
证券市场的运行本是一个讲究规则的魔方，政府管理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建立法规体系，使这个市场的各方进入规范化的健康轨道。在法制尚不健全的中国，高西庆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理想可以说举步维艰。高西庆那种讲实效不讲客套的作风有时会被人误解，有人说他们从国外回来的人牛气。他觉得，只要这种牛气不是因为仗着地位高就没有什么不好；他更希望人们看到他那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执著的牛劲。靠着这种牛劲，证券交易所很快建立并高效率运转起来。
高西庆这样回忆这段历程：“1988年，我从美国学成回来，希望为国家设计一个资本市场，写了规划给总书记和总理以及所有有关领导人。我们觉得一定能做成这件事，可谓初生之犊不怕虎。1989年之后，我意识到这件事做不成了。这时，刚好苏联要搞一个股票交易所，我们就准备写信给叶利钦总统，转而希望帮助苏联设计股票交易所。当时我们觉得这一举动很自然，因为我们积累了很多资料，我把34个国家的证券法、交易规则和建立过程研究得很透，而且把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应该怎么做的过程也做了演示。今天想来，当时我们太过于理想化了。就算是当时真有人邀请我们去做了，也未必能做成，因为在那种条件下，要做成这件事情哪这么容易？并不是能拿出计划就能做成。”
现实撞理想 底线有锋芒
1992年10月，中国证监会成立，高西庆出任首席法律顾问兼发行部主任。由此他成为一名政府官员。发行部主任因为掌握着股票额度分配的权力，要把握的是如何“用最行政的方式解决最市场化的问题”，因此这一位置十分敏感。学者出身、对职权不感兴趣的高西庆，更愿意干实事。在这期间，他起草了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同时H股成功发行。在这两件事中，高西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
高西庆近照
1995年10月，高西庆就主动辞去了证监会的职务，他这时的主要精力是在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书。1997年夏，他出任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副主任兼香港中银国际总裁，后者是由他筹建的投资银行。此时中国经济改革已到重要关头，国有企业重组，经济改革越来越紧迫地期待金融体制的改革，期待着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的出现。高西庆意识到，金融改革是整个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年他回国时就已经意识到开放走下去必将对改革提出更深入的要求，现在这个时候终于到来了。
1999年，高西庆再次回到中国证监会，被任命为副主席。他也是国务院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美国华尔街执业律师身份的副部级官员。他其后的生活、他的所做所言都成了透明体，最了解他的人群是中国股民。他在自己创建的证券市场里品尝着最强烈的喜忧和一个新事物的严峻挑战。这是一段短时间里浓缩的事业历程，是最特殊的人生积累。
高西庆回忆道：“我在证监会做了两段时期。前一期做了三年，后来辞职走了，临阵逃脱，过两年又被拽回去做了三年半。我曾经是理想主义者，越到后来越变成了相对主义者。人家说我越做越没原则。我说，我讲的原则当然不是做人的原则，而是指资本市场的原则。过去我认为，资本市场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允许公平、充分的竞争。现在在我看来，这个原则有些虚无缥缈。充分的竞争、自由和公平怎么实现？我在中国资本市场这些年，发现每个规则从某一个角度看都很公平，但站在别的角度看就不一定公平，找不出一条能让所有人赞同的规则。因此，我的相对主义就是，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我们不要认定什么东西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特别是，面对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许多别的国家的规则在这里也要重新思考它的正确性和可行性。这是在现代社会和过去封闭时代不同的地方。这个现实提醒我们，不要闭塞地只局限于规则，而要更广泛地开拓思维空间。就如同一间教室里，如果只有一两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座位看书或随意做自己的事情，但是当教室里站满了人的时候，你就不能随心所欲了。因此只需要一个底线：不要影响别人。我当初在贸大教书时，用英文讲法律，很多学生听不懂。我上课时会对同学们说：我的课堂上你做什么都可以，可以不来，可以打瞌睡，但是不要说话，不能影响别人，这就是一个基本规则。经历了资本市场的惊涛骇浪之后，现在我的原则只剩下几条了，那就是做人的原则：不坑不偷不骗。这是永恒的原则，这是不能放弃的底线，要永远地沿着它走下去。”
社保至中投 远虑与近忧
2007年10月，担任了四年中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的高西庆出任新成立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中投的成立是中国政府开展外汇储备积极管理迈出的重要一步。
高西庆近照
作为主权财富基金的中投公司自成立起就受到全球范围内的普遍关注，也是国人关注的焦点。人们说，高西庆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就是代表中国政府在世界买东西。他也在不失时机地在各种论坛上传递中投公司的所作所为，包括自己的所思、所悟，发出一些警示呼吁。
他在世界各地的投资考察中，对比着中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他去非洲时发现，一些很穷的非洲国家在卖资源的时候，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要考虑卖资源的同时能给自己创造多少东西，给自己留下多少绿地，拉丁美洲也一样。而中国为了创造世界第二的GDP，却消耗了全世界第一的各种资源。比如，前几年全球铁矿石的贸易量也就五六亿吨，而现在中国一年的进口量就6亿吨。我们的土地一直在维持18亿亩的红线，这是不可持续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我们要以怎样的态度对待这一问题？
高西庆与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在经济论坛上围绕经济政策展开的“舌战”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张维迎认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是基于“无知和利益”，限制了企业家的创业和创新热情，并导致企业参与寻租经营。张维迎表示，强调政府主导的经济政策必然倾向于成为坏政策，“应当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高西庆则对这一观点持反对意见。他在题为《新的十年要有新思维新力量》的发言中称，面对有着13亿人口乃至不断增长的人口大国，希望政府“什么都别管”的想法是不现实的。高西庆直言，有些人存在“不过了”的心态，“潇洒走一回就算完，我觉得这不行，不能持续”。高西庆举例证明其观点称，按照中国目前每年资源消耗的方式继续下去，全世界的资源都会消失。如果政府不管，“地球有这么多资源吗?”
他呼吁，要创造不光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全世界人也会鼓掌的绿色的可以持续的经济。他说，中投公司在国外好像一买东西人家就紧张得要命，是我们的发展模式让他们紧张。他希望多些远虑以避免近忧。他坦承，中国经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不过，“我们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非不断变大，不断创造GDP，不断卖房子卖地”。
贸大法学院的同事们评价高西庆：“他是贸大优秀的毕业生。80年代，我们做同事时，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他给了我一些英文打印的美国反托拉斯制的资料，他建议我关注这一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建立的进程中，他的功绩不可磨灭。他思想开放又坚持原则，是一个理想目标远大、信念坚定的人。同时，他的业务功底非常好，外语和业务水平兼备。他平时给人的印象是：活力四射。”
投资圈的朋友这样评价高西庆：“高西庆这个官当得理所当然，因为他是中国证券法的起草人，确实很强。平时，他当官不像官。比如，他觉得一件事该做，他会直接去找某个普通干部谈，了解问题卡在哪里，然后想办法解决。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副部长，而过于顾及‘级别’，端架子。他骨子里，平民情结很深，让他看上去不像是个官。他从国外回来，动力是理想主义，是对国家的使命感。”
更多新闻请致电：86-10-64494633 彭明洁
更多新闻请致电：86-10-64494633 彭明洁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466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