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老师，做影视能“站着挣钱”吗？

供稿：彭明洁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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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局长童刚最近有了“局长”以外的新称号——老师。把他称为“老师”的，是包括芒果影业董事长李湘、中影集团副总裁江平、北京无线星空音乐公司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唐月明、《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制片人吴毅、刚转成制片人的央视主持人阿丘等在内的近40位“同学”。

　　每节课，学生们都抢着问童刚老师问题。这些林林总总的问题，概括起来，就是《让子弹飞》里“张县长”说的——做影视如何“站着挣钱”？

　　为此，童刚将自己了解到的有关政策，给学生们做了详尽的讲解。他给学生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十二五”期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站着挣钱”是有机会的。

　　童刚之所以愿意登上这个讲台并如此耐心地当一个“老师”，是因为这个EMBA学位课程班开国内影视传媒行业先河，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与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和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联合举办，第一次把EMBA教育与培养中国影视传媒行业未来领军人物的战略任务联系在了一起。

　　事实上，培养领军人物的工作早就该启动了。

　　2010年，中国的电影票房在2009年6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上，进一步爆发增长，超过了100亿。根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现代影视传媒管理EMBA合办单位负责人、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会长杨步亭的观察，中国电影业的这一轮大发展从2002年就开始了。他说，2002年以前，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年收入在10亿人民币徘徊了多年，但从那以后就以年均增幅超过35%的速度增长，而且，A股市场在2009年接纳了中国电影业备受瞩目的华谊兄弟。

　　童刚说：“如果继续保持这样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电影在不久的未来，应该说是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惊喜的产业。” 而如果将这个规模从电影延伸到整个“影视传媒”业，将再放大数倍。

　　但是，一个如此快速发展的行业，其增长模式仍然非常粗放，比如，目前我国电影业收入的近九成依然来自票房，而好莱坞等先进模式的票房收入只占到四成左右。

　　这个现状，和中国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地位极为不符。——如果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跟经济影响力一样足够大，我国的国际地位才能真正得以巩固和提高。

　　所以，中国有必要将文化“软实力”提升到与经济“硬实力”相匹配的地步，中国需要从过去30年来的经济繁荣转向文化繁荣。

　　《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是高层促进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举措。

　　《意见》于2010年1月下发，这是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的名义对电影产业提出具体规划。正是这份由众多部门参与起草的文件，让《人民日报》断言：中国电影进入了“黄金发展机遇期”。

　　《意见》强调，要支持具备条件的电影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多种融资手段拓宽融资渠道；探索建立电影风险投资机制，各地可以利用中小企业创业、发展等投资基金支持电影风险投资，鼓励大型企业通过参股、控股等方式投资电影。《意见》还提出，要加快推进国有电影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和公司制、股份制改造，整合制片、发行、放映资源，发展一批国有或国有控股龙头骨干企业，加快发展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形成若干主业突出、品牌名优、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骨干电影企业。

　　影视业将随着《意见》的实施和落实逐渐活泛起来。制度放宽之后，资本就会把影视产业当做“价值洼地”，围绕着影视产业的资金也将越来越多。

　　但制度的支持只是创造了从经济繁荣走向文化繁荣的大环境，资金也只是这个转变中的一个可配置资源，是个客观存在。要实现转变，关键还在于实施这种转变的人。

　　美国和香港都印证了这个定律。

　　众所周知，在梅耶等人出现以前，美元和美国制度是客观存在的，只是梅耶们将那著名的大牌子竖到了好莱坞的几座山上，并围绕影视业展开了全方位的运营，才有了今天的“好莱坞”。在邵逸夫决定在香港大干一番事业之前，港币和香港制度也是客观存在的，只是邵逸夫舍命购回“讲话机器”、逆市移山造城之后，才有了“东方好莱坞”。

　　梅耶和邵逸夫，都热爱电影业，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同时又具有商业天才和坚强的意志。据记载，邵逸夫青少年时代就酷爱电影业，他不惜放弃继承父亲产业，为投身电影业而从地位最卑微的放映员做起；做大之后，身为老板的他仍亲自策划、亲自剪辑、参与电影运营的全程。1929年到1933年，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让不少电影院不得不关门停业，邵逸夫毅然决定坚持下去。期间，邵逸夫前往美国购买有声电影器材。途中轮船触礁沉没，他抱着一块小舢板，在茫茫大海上飘了一夜后获救，并从美国好莱坞买回所需的“讲话机器”。 1957年，邵逸夫以50岁“高龄”到香港开辟事业新天地。他为抢占香港这个制高点而建立自己的影院和出品自己的影片，其中的关键是要有制作优质电影的摄影厂。建厂就得买地。香港地少供不应求，他只买得清水湾一块地皮。那是一座荒山，用邵逸夫的话说，在山上向四周开枪，都不会击中任何人。邵逸夫别无选择。买下山后，夷去60英尺为平地，在上面建制片场。这便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邵氏兄弟电影制片厂，后来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像梅耶和邵逸夫，以及默多克、维亚康姆这样的人，被尊称为“电影企业家”，是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包括资金在内的电影业的一切。所以，中国电影业的崛起，在制度解决之后，最缺的不是钱，而是“现代影视传媒管理EMBA班”客座教授冯小刚创造的那句经典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而且，这些“人才”必须既懂得影视，又谙熟管理，我们称之为——影视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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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言之，中国影视产业的崛起，需要有一个“影视企业家”群体的崛起。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国际商学院前任院长张新民相信，有“影视企业家”作为最佳资源配置者，中国电影必将随着国力的上升而繁荣昌盛、进而影响全球。

　　那么，在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影视企业家”呢？

　　我们知道，无论是邵逸夫，还是默多克、维亚康姆，他们都在运营着一个“大媒体集团”。再看中国影视界，腕儿级人物如冯小刚、张纪中，也只是华谊兄弟公司中一个工作室的负责人而已，这些工作室最多能算的上华谊兄弟的“卫星公司”；而即便是华谊兄弟公司、乃至中国电影业的领头者中影集团，也只是涉足电影制作及运营的公司，离同时拥有电视、网站、报刊的“大媒体集团”远非一步之遥。

　　所以，中国培养“影视企业家”任重道远。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现代影视传媒管理EMBA班”算是应运而生，童刚说：“我个人觉得对外经贸大学和发行放映协会独辟蹊径，将管理和电影结合起来，填补了电影管理的空白，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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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电影管理既有一般行政管理和商务管理的特征、又有文化产品管理的特殊要求，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师资上，既安排了包括该校校长施建军、副校长张新民、国际商学院执行院长汤谷良、经济学家魏杰在内的经贸及金融行家，又安排了包括童刚、郑洞天、冯小刚以及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会长陈家林、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高福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在内的影视传媒界理论、实战、管理权威。　　

　　这一阵容，不可谓不强大，更重要的是，这些授课者所代表的领域，囊括了培养一个“影视企业家”所需要的方方面面。担任该项目影视专业教师的著名导演郑洞天称：“外经贸大学影视EMBA项目将针对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引进一些萌芽的、先进的、前瞻性的运作方式和相关案例，以帮助学员在尚未成熟的中国电影市场中寻找突破点和平衡点。”　　

　　“上至中央领导，下至我们所有的国有、民营的影视企业，以及社会上很多有志于投资电影的资金，对电影的关注超过了历史任何一个时期。”童刚指出。但是，如果你只懂得电影，或者只懂得资金，不拥有“跨界领导力，你就很难“站着”挣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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